父亲切菜的时候，手是抖的。
不是那种大幅度的颤，是刀锋落在砧板上，每一下都带着一点多余的偏移，像手腕里藏了一根松了的弦。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很久，他不知道我在看，低着头，一刀一刀地切，土豆丝粗细不一，有的连在一起没断开。灶台上的水壶冒着白气，抽油烟机嗡嗡响着，盖住了刀刃碰砧板的声音，但那个抖动的节奏我从门口就能看见，一下，又一下，比我记忆里慢了很多。
节前他住过一次院。我没赶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见我进门，站起来说了句“回来了”，就又坐下了。电视里放着什么我没注意，他的目光停在屏幕上，但焦点像是穿过了屏幕落在了别处。母亲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沾着面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又进去了。
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不是责备，不是委屈，是一种比这些都沉的、说不出口的不放心。她怕我再走，又怕我不走。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擦了一下，然后才转身回厨房继续擀面。
十七年了。
这个数字我是在潭柘寺跟当医生的同学聊起来的时候才真正落到身上的。我们坐在寺外的台阶上，秋天了，银杏叶黄了一半，风过来带着凉意。我说起父亲住院的事，说起母亲的眼神，说起我在内蒙待了这么多年，她听完沉默了一阵，然后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就还有十年的时间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接话。嗓子后面的那块地方突然空了，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留下一个没法用语言填进去的洞。风从台阶下面吹上来，银杏叶在地上刮出细碎的声音，我盯着脚边一片半黄的叶子看了很久，久到它的脉络在我视线里变得模糊。
十年。
我把这两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嚼到后来已经不是数字了，是一种重量，压在胸口偏左的位置，不疼，但喘气的时候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十年前我在干什么，十年前他们是什么样子，十年后呢。我不敢往下算，不是算不出来，是算出来的每一个画面都太清楚了，清楚到不需要任何修饰就能把人钉在原地。
妹妹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她没有用“十年”这么精确的词，她说的是，再不回来恐怕就没多少时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微信上，晚上十点多，发完这条消息就没有再发了。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后，我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窗外是内蒙的风声，干燥的、硬的，和北京秋天的风完全不一样。
我在这里待了十七年。十七年里换过四个住处，搬过四次家，窗外的风景从楼房变成平房再变成荒地，又从荒地变回楼房。工资拖了六个月没发，账上的数字越来越少，但这些都不是让我决定回去的原因。有些东西是不能等的，等不了你准备好，等不了你把日子理顺了再动身。
我想他们了。
这个念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冒出来的，是在很多个瞬间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是父亲切菜时那只抖动的手，是母亲在门口擦围裙的那个动作，是同学说“还有十年”时脚边那片模糊的银杏叶，是妹妹发完消息之后手机屏幕暗下去的那片黑暗。这些东西散落在不同的时间里，各自安静地待着，直到某一天它们忽然连成了一条线，线的尽头指向一个很简单的方向：回去。
不是逃离什么，不是对现状失望到了极点才做出的选择。是我离家太久了，久到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完整地陪他们吃一顿饭是什么时候，久到父亲的手开始抖了我才知道，久到母亲的不放心已经变成了眼神里一种固定的底色，而我花了十七年才学会读懂它。
明年回京。
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了一种更朴素的、更接近地面的感觉，像走了很远的路之后终于看见了家门口的那盏灯，还没走到，但知道它在那儿，知道推开门之后会有人在，会有热的东西端上桌，会有一个不用再隔着屏幕和距离去够的生活。
父亲切菜的手还在抖。但我得回去了，在他还能切菜的时候，在母亲还能站在门口等我的时候，在那个“十年”还没有变成更短的数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