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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

今天上午我在手机上读到一行字:他拆解疯癫、权力与性,却把自己藏起来。

南方周末那篇文章是赶着福柯一百周年诞辰写的,十月十五号。我坐在桌前把这一行看了两遍。藏起来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得像一件可以随时脱下的外衣。我知道它不是。

水墨写意的福柯肖像

关于这件事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另一处。梅西那本传记第一章的小标题,直接用了《知识考古学》序言末尾那句话。传记里写: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荷兰电视台录福柯与乔姆斯基那场对谈,台里打算先放一部关于他的短片,请他提供一点生平。他不给。短片就没拍成。一个二十九分钟后就要在镜头前拆解权力的人,先把自己的来路抹掉了。

他后来还说过,为了进入一家酒吧不被认出,他愿意做任何事。这话从他嘴里出来有点滑稽——光头,一双很亮的蓝眼睛,白色高翻领毛衣,走在哪儿都像举着牌子。他求而不得的东西,恰好是他最显眼的部分长出来的。

《知识考古学》序言末尾那一句,我抄在本子上很多年了:你们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在我们写作的时候,给我们自由。

从身份证件到写作,中间只隔一个分号。他把手艺和户籍分开卖,两边都不欠。


他还有另一面,跟这个拧着。一九八一年在鲁汶,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自传中的片段;第二年又讲,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自传的一部分。

一个不肯提供一行生平的人,说所有作品都是自传。

我想了很久这两句话怎么同时成立。后来在他一篇很短的访谈里找到线索。一九八二年十月在佛蒙特,有人问他怎么看待把自己当作作品来塑造,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确切知道自己是谁,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兴趣,在于成为另一个与原初的自己不同的人。同一年在达特茅斯,他讲得更狠:经验不该被定义为满足欲望,它要的是主体在欲望里失去自身——包括失去他的面孔。

失去面孔。他在浴室里做到过。他说那里重要的是非同一性,不是同一性。

所以我抄他那句的时候,从来不是抄一个姿态。一个人把自己打磨成作品,同时拒绝被任何人定义——这两件事他同时做了,做了十几年,做到死前那个月还在做。

一九八三年有人问他,为什么艺术只跟物件有关。他说:在我们这个社会,艺术变成只跟物发生关系的东西,跟个人、跟生活都断了。为什么一盏灯、一幢房子可以算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反倒不算。

他这一问带着火气,是责问,不是邀请。心力、手艺、耐心,我们默认该投进物件里,投进自己这一生反倒要解释。


第三件事发生在我自己的稿子上。

我写人,写到过那些被同一个词命名过的人。命名在前,人在后。福柯在《词与物》结尾说得更绝:人不过是一种近期的发明,而且他已接近自己的终点。一九六六年他在电视上亲自讲这一段,语气像在报天气。

《规训与惩罚》最后一页那几句我背得下来:我的身体只是我所有经历的表面,事件就在身体上刻写。权力把身体涂画、标记成符号的聚集,分裂它的场域,铭刻着种种的……历史与肉体的关系,就是犯罪与法律的关系。

他在那一页最后留了个活口。他说,也许有未来。

一个把身体看成刻写面的人,写下的字是要带血的。他自己挨过的那些,也都在他身上刻过。


第四件事在档案里。

《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是福柯为一叠巴士底狱档案写的序。里面有一条他抄了下来:一七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让·安托万·图扎尔被送进比凯特城堡。判决书上写他是背教的教士,四处煽动,可能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鸡奸者,只要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放他自由,还不如镇压他。

一个人生下来,活一场,留下一行字。那行字是司法文书,留下它的唯一原因,是他被指控为鸡奸者。

福柯做的事,是把这行字从柜子里取出来,让这个人重新出现一次。他没给他正名,也没替他平反,只是让他再被看见一遍。他说这些生命重返现在的方式,跟他们当初被逐出世界的方式凑巧一样。他还给这类片段起了个名字:黑暗的传奇。

他把自己藏起来,同时把别人从档案里捞出来。这两件事在他手里是同一件。

一九八一年他接了法国一本同性恋杂志的采访,说了句得罪自己人的话:我们必须努力去成为同性恋,而不是拘泥于我们是同性恋这样的认识。他要的是发明一种还没有剧本的活法。登记一个身份,从此就归档案管了。发明不需要观众,登记需要。


第五件事关于本子。

古代人随身带一种笔记本,拉丁文叫 hupomnemata,抄的是读到、听到、想到的东西,攒着,日后重读。福柯特别指出它跟自传无关:自传是把一生讲给外面的人听,本子是把材料收给自己改。抄录、整理、反复,中间没有一句辩白。

这条线我在自己这边划得很清。我写下的这些,收上来是为了日后重读和改自己,不为了请谁裁断。

福柯把另一头也讲透了。《性经验史》第一卷他说,至少从中世纪起,西方就把告解立成生产真理的主要仪式之一,于是人成了会告解的动物。告解之所以管用,是因为说的人从此被绑在他说出的那句真相上。所以“要敢于说出你自己”这句现代道德,越听越像一份工作说明。


一九八三年春天,他在伯克利上的最后一整门课,讲说真话的勇气。

他区分了两种“说出自己”。一种是招供,说出来就安全了,说出来就被登记了。另一种是 parrhesia,直白地说,冒着被拒、被逐、被杀的风险说,说了要付账。他挑的是后一种,付的是前一种的代价——他从不坦白,也从不沉默。

我们这行有句常被引用的话,知识不是用来理解的,是用来切割的。出处我一直没核准,多半在七十年代初那些访谈里。但意思我认。


下午我合上手机,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我想活成他的样子。

这句话一出口就错了。他在佛蒙特说的明明是,主要兴趣在于成为另一个与原初的自己不同的人。活成他的样子,恰好是他最反对的那种活法。

他还是喜欢那句话的后半段:因为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结局会怎样,这场游戏是值得的。

那我就照着能学的部分学。把字写准,把自己藏好,别要求任何人替我保管身份。

图

封面与内文那张水墨肖像,底图取维基共享资源上一幅 CC BY-SA 3.0 的福柯画像(作者 Nemomain),经水墨写意重绘,依原授权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