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场声明
我是70后男同性恋。1990年代初在北京门头沟的公厕隔板上第一次看见圆珠笔画的男性身体，2011年冬天第一次在Jack’d上看到距离显示350米的真实头像。这篇文章分析的三十年，是我亲身走过的三十年。
这不是中立观察。我的记忆、我的偏见、我的局限都嵌在文字里。我能写出70后的体感，但写00后时只能依靠他们的自述和研究者的记录，中间隔着一层我无法穿透的经验壁垒。文中所有关于00后的判断，都是外部观察而非内部经验，读者应据此调整信任度。
同时，本文引用的学术研究绝大多数以城市样本为基础，乡镇同志的经验在文献中严重缺失。我在每个维度中尽量嵌入乡镇视角，但必须承认：这些嵌入更多是基于有限材料的推断，而非充分的实证呈现。这一缺憾不是写作技巧能弥补的，它反映的是整个学术界和公共卫生体系对非城市性少数群体的系统性忽视。
开篇：三十秒与三秒
1990年代北京的一个公厕里，两个男人相遇。
第一个人开口：“几点了？”如果第二个人低头走开，对话结束。如果接话——“里面人多吗？”“你来多久了？”“玩儿吗？咱往那边走走”——三步走完，行就行，不行就散。整套暗号有固定的句法结构，有递进逻辑，一切发生在开口说话的三十秒之内。你必须在三十秒内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人”，靠眼神、语气、站姿。这些东西没法教，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自然就会了。
2020年代的一间卧室里，一个年轻人打开手机。
Blued界面上，距离显示350米。头像是一张精修过的半身照，简介写着“体育生/1/找固聊/不约勿扰”。划走，下一个，看起来喜欢，点开对话框。从打开App到发出第一条消息，大约三秒。
三十秒和三秒之间，隔着的并非技术迭代的效率差，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爱”这个字的理解方式。
70后的爱藏在性的缝隙里，说不出口，甚至没有词可以说。00后的爱被拆解成标签——搭子、固聊、利益关系、开放关系——每一种都有名字，但名字越多，那个叫“爱”的东西反而越难辨认。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间，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变的为什么变？没变的又为什么顽固地留了下来？
一、性与爱：从混杂到分离再到重新定义
70后：性是唯一可用的语言
李银河和王小波在1992年出版的《他们的世界》中记录了一个事实：1990年代初的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多数人过着“双重生活”，情感关系多呈短暂、隐蔽形态，社交网络以“性”为中心运转。
这不是道德判断，是生存策略。在那个年代，“同性恋”三个字尚未从法律上除罪（1997年新刑法才不再把同性性行为定为“流氓罪”），公开表达情感等于自我暴露。当语言不可用、空间不可见、身份不可说的时候，身体成了唯一可用的媒介。性不是爱的替代品，性是爱的全部载体——只不过这个载体太沉重，承载了太多本不该由它承载的东西：认同、归属、安全感、被看见的渴望，等等。
魏伟在2012年发表于《开放时代》的研究中将这种状态概括为“亲密的陌生人”：频繁的性接触与深层的情感疏离并存。这不是冷漠，是在高压环境下发展出的一种适应性关系模式——你可以在厕所里、公园里、浴池中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最私密的身体接触，但你们不会交换姓名，不会留下联系方式，不会在白天认出彼此。身体的亲近和社会关系的隔绝同时发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悖论式亲密。
乡镇的情况更为极端。李连学等人在2011年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MSM（男男性行为）群体的定性访谈发现，传统文化环境使身份认同更加困难，自我认同差进一步影响了安全行为的采纳。乡镇没有公园约炮文化，没有同性恋酒吧，社交场所仅限于公厕、浴室（不多见）、网吧，以及打工城市的短暂停留地。在这些地方，性不仅是爱的载体，甚至几乎是唯一的社交货币。
00后：性可以模块化，爱反而更难开口
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CPLS，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发起，2020/2025年）发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有固定伴侣的前提下，00后的性活跃度反而低于80后和90年代初出生者。25岁以下男性中13%从未有过亲密行为。观念层面高度开放，行为层面趋于保守。
这与70后形成了镜像式的反差：70后是“行为活跃但观念压抑”，00后是“观念开放但行为克制”。
解释这个反差需要引入一个变量：选择的过剩。70后的社交圈极小，每一次相遇都是稀缺资源，性因此承载了过量的情感期待。00后面对的是一个无限供给的市场——Blued上永远有新的面孔，Aloha上永远有人在写长文交友，小红书上永远有新的“搭子”招募帖。当选择无限时，每一次选择的价值都被稀释了。
虎嗅2025年的分析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为“亲密关系的低配时代”：年轻人通过“搭子”拆解亲密关系的功能模块——饭搭子解决陪伴需求，床搭子解决生理需求，情感搭子解决倾诉需求。每种关系都有明确的边界和退出机制，低风险，可替换。这不是爱的消亡，是爱在不确定性时代的自适应形态。
但这种模块化也有代价。网易2018年一篇题为《25岁中年老gay：“约”让我爱不起来》的自述文章中，作者写道：频繁的关系稀释了爱的能力，感情被分散到太多人身上，留下“猥琐和淡漠”的目光。他把爱情比喻为酒，倒完之后最终选择了白开水。
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过剩时代的疲惫叙事，和70后在匮乏时代的饥渴叙事构成了对称的两面。匮乏让人把一切都押在一次相遇上，过剩让人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两种处境都不自由，只是枷锁的形状不同。
乡镇视角：信息鸿沟比地理距离更难跨越
移动互联网理论上弥合了城乡差距。00后乡镇同志可以通过Blued、微博、抖音获取性少数信息，门槛大幅降低。但线上可见性的提升不等于线下社会支持的改善。乡镇的熟人社会结构意味着：你在App上认识的人可能就住在你隔壁那条街，而你不敢让他知道你是谁。信息获取的需求和身份隐匿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乡镇比在城市尖锐得多。
王春学等人2015年对山东临朐县408名MSM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县级样本：61.57%通过网络寻找性伴，85.05%恐惧HIV感染。网络已经是乡镇同志最主要的社交渠道，但恐惧仍然是底色。这和城市00后“PrEP在手、检测常态化”的从容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关系的形状：从“固定伴侣”理想到“搭子”现实
70后：想要固定，但实现不了
魏伟2012年发表于《社会》期刊的研究以成都为田野点，深入考察了男同性恋伴侣关系的多元实践。核心发现是：70后群体中“固定伴侣”是主流理想，但实现率很低。关系稳定性受限于三重压力——社会歧视导致的隐蔽性、经济条件对共同生活的制约、以及缺乏制度保障（无法结婚、无法共同购房、无法以伴侣身份就医签字）。
在这种条件下，社区文化对非单偶制产生了较高的默许度。固定伴侣关系中允许偶发性行为、“各玩各的但不带回家”等约定俗成的默契广泛存在。这不是对忠诚的背叛，是在结构性压力下发展出的弹性生存策略。忠诚的定义本身被重新协商了——它不再等同于身体的排他，而更接近于“你还是我回家的那个人”。
这种弹性的忠诚观在城市和乡镇有不同的表现。城市中，它依托于相对匿名的社交环境和一定程度的社群文化支撑。乡镇中，弹性更小——熟人社会的监控力度更强，任何“不正常”的关系模式都更容易被发现和惩罚。乡镇同志要么维持一段完全隐蔽的非固定关系，要么进入异性婚姻把同性情感彻底压入地下，中间地带几乎不存在。
00后：标签丰富，但每种都更轻
00后的关系词汇表远比70后丰富：搭子、固聊、FWB（friends with benefits，利益朋友关系）、open relationship（开放关系）、polyamory（多角/多元恋）、D/s关系（支配与臣服关系）……每一种标签都对应一种明确的关系契约，规定了情感投入的上限、身体接触的边界、退出机制的条件。
吴尚蔚2024年发表于Journal of Homosexuality（《同性恋期刊》，期刊）的研究运用“性场域”理论分析了多App并存时代的交友实践：Blued偏向快餐式hookup（勾搭）文化，Aloha偏向慢社交和情感联结。App的多元选择本身塑造了用户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你可以同时在Blued上找性、在Aloha上找爱、在小红书上找搭子，每个平台承载不同的需求模块。
这种分化的好处是精确：你知道自己在每一段关系中要什么、给什么、不给什么。坏处是碎片化：当关系被拆解成可管理的模块，那个叫“整体”的东西就消失了。你可以有很多段关系，但没有一段是你愿意为之承受不确定性的。
清华大学Meng Yibo团队的9年纵向研究（2014-2023，arXiv 2025）记录了北京男同性恋对社交App态度的三个阶段：2014-2017乐观期（视App为赋权工具）、2017-2020批判期（反思物化和隐私泄露）、2020-2023实用主义碎片化期（多App并用，不同App承载不同需求）。这个演变轨迹本身就是一代人关系观念的微缩史：从希望到幻灭再到务实的妥协。
一个被忽视的连续性
表面上看，70后的“弹性忠诚”和00后的“模块化关系”截然不同。但底层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亲密关系必须是可协商的、非标准化的、随时可以调整的。70后协商的对象是社会压力和生存风险，00后协商的对象是自我需求和情感容量。协商的内容变了，但“关系不能靠默认设置运行”这一点，两代人是一样的。
异性恋的关系有婚姻法、有家庭伦理、有社会习俗作为默认框架。同性恋的关系什么都没有，每一段都必须从零开始谈判。这种“无框架的自由”既是解放也是负担。70后被这个负担压弯了腰，00后学会了把负担拆分成小块分别管理。处理方式不同，负担本身没消失。
三、柜子与婚约：从“不婚即死”到“可以不选”
70后：婚姻不是选择，是空气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覆盖超过30,000名受访者，给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数字：仅5%的性少数人士选择向公众出柜，15%向家人出柜。
对于70后而言，这个数字的含义远比统计表面更深。在他们成长的1980-1990年代，“出柜”这个词本身都不存在于中文语境中。语言里没有这个动作，生活里就没有这个选项。
张北川在媒体采访中估计，约80%-90%的男同性恋曾进入异性婚姻（中新网，2011年11月22日；齐鲁晚报，2014年12月1日）。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比例来自他长期收到的同性恋者来信及接触案例，属于便利样本而非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偏差严重——处于婚姻困境中的男同更有动机求助，已出柜或未婚的男同不太会主动联系。该数字未经同行评审发表，不宜作为精确统计引用，但作为方向性参考，它指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社会事实：大量70后男同进入了异性婚姻。
据张北川、刘达临等学者估算，中国约有1000万至2000万“同妻”（嫁给男同性恋的异性恋女性）。这一数字的计算方法是：男同性恋人口估数（成年男性的2%-5%，取中间值约3.5%）乘以结婚比例（80%-90%）。每个参数均有较大不确定性，且未经同行评审验证。但它所指向的现象——数以百万计的异性恋女性在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与男同性恋的婚姻——是真实的，其后果也是真实的。Wang等人2020年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心理学前沿》，期刊）的系统综述确认，同妻面临高HIV风险、家庭暴力和抑郁等问题。
形式婚姻（xinghun）是70后应对婚姻压力的另一种策略。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妇女国际研究论坛》，期刊）2023年发表的研究分析了形式婚姻征婚广告的供需结构：男性广告强调经济条件与外貌，女性广告强调生育能力。形式婚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压力，但也制造了新的伦理困境和法律风险。新华网2015年的报道引述一位家长的话：“如果中国允许同性婚姻，我们会支持你。”这句话本身揭示了形婚的本质：它不是自由选择，是制度缺位下的替代方案。
乡镇的婚姻压力比城市更为刚性。李连学等人的研究发现，小城镇MSM受传统文化和宗族网络的强大压力，婚姻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家族义务。在熟人社会中，不婚本身就是异常信号，形婚对象的搜寻难度远高于城市，婚后维持“正常夫妻”外观的社会监督也更强。对乡镇70后而言，“不婚即社会性死亡”不是修辞，是字面意义上的现实。
00后：柜子还在，但门没锁死
00后的处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不是线性进步。
豆瓣2020年的合集文章《十个00后的Gay》标题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是Gay”。这在70后的青少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校园环境的出柜可能性，标志着代际断裂的真实发生。
互联网是这一断裂的主要驱动因素。PMC（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下属的免费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期刊文献全文数据库，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维护） 2024年发表的研究（PMC10903552）发现，年轻网民接触多元信息后对同性恋的态度显著开放，而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各代际间维持保守共识。互联网是代际鸿沟的主要放大器——它让年轻人更快地远离上一代的观念基线。
但平台审查构成了新的限制。腾讯云开发者社区2021年的文章记录了B站搜索“Gay”已无结果的现象。00后的表达空间并非无条件开放，它在平台政策、内容审核和社会舆论的夹缝中存在。不能简单把“00后”等同于“自由表达的一代”。
独生子女政策的遗产在这一维度上呈现出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所有的家族期待压在一个人身上，“说出来”的代价极高——你不是在辜负自己，是在辜负整个家庭唯一的指望。另一方面，父母的托举也变得无条件——因为你只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这让出柜的后果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可能迎来前所未有的接纳，也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崩塌。
乡镇00后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的局面。移动互联网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但没有消除熟人社会的监控力度。一个乡镇00后可以在微博上关注一百个同志博主，在Blued上和千里之外的人聊天，但他走出家门时仍然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线上的自由和线下的约束之间的张力，在乡镇比在城市更为撕裂。
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变化
70后的柜子是物理性的：法律的禁止、单位的处分、家庭的断绝、邻里的议论。这些都是外部施加的、可见的、可识别的，来自外部的压迫。
00后的柜子更多是心理性的：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社交媒体上的表演压力、“人设”维护的疲惫感、以及对“不够酷”“不够正确”“不够open”的自我审查。敌人不在外面，在手机里，在习惯里，在你以为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里。
哪一种更难打开？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值得指出的是：00后的柜子之所以更难被看见，恰恰是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柜子。
四、恐惧的形状：从恐艾到管理风险，从年龄贬值到身体焦虑
70后：HIV是死刑判决
张北川从1990年代起持续产出的系列研究揭示了中国MSM群体HIV恐惧的流行病学底色：90年代至2000年代初，HIV恐惧极为普遍，但检测率低、安全套使用率低。恐惧与污名叠加，使得“恐艾”成为这一代人情爱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Li Li等人2020年发表于PMC的研究（PMC7050812）运用少数群体压力模型分析了中国MSM群体的心理健康，发现HIV相关污名、内化恐同、出柜压力三者叠加构成独特的压力结构，显著影响亲密关系质量。对70后而言，HIV不是一个可以管理的风险，是一个笼罩一切的背景噪音。每一次性行为都伴随着“会不会死”的恐惧，这种恐惧不在认知层面，在肌肉里，在听到脚步声时本能绷紧的肩膀里。
《中国性科学》2021年第3期发表的研究专门考察了中国老年男同性恋者的羞耻感与自我认同，发现这一群体普遍存在深层羞耻感，自我认同与衰老焦虑交织。需要注意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的规定，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70后在2026年为47-56岁，属于中年群体，尚未进入法律定义的老年阶段。但该研究的发现仍然适用于70后中年龄偏大的部分人群——他们正在接近这一门槛，对衰老的 anticipatory anxiety（预期性焦虑）已经开始显现。
在社交市场上，年龄贬值是70后面临的另一个恐惧维度。App上的年龄筛选功能把“中年”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一键过滤掉的标签。搜狐2019年的纪实报道描述了五旬男同在长沙音乐吧中寻找短暂亲密的场景：借怀旧金曲与昏暗灯光暂时剥离丈夫、父亲的身份，以廉价茶钱换取片刻的被需要感。这不是猎奇故事，是一整代人在社交市场上逐渐失去议价能力的缩影。
乡镇70后的恐惧更为复合。王春学等人2015年的临朐县调查显示，县级MSM群体中85.05%恐惧HIV感染，但检测可及性远低于城市。他们没有定期检测的习惯，没有PrEP的概念，没有U=U的知识。恐惧停留在90年代的水平，而医疗资源已经进入了2020年代。这个时间差，是城乡差距在情爱观维度上最残酷的体现。
00后：恐惧被管理了，但没有消失
2020年，HIV暴露前预防药物（PrEP）在中国首次获批。这是一个分水岭事件。
《现代预防医学》2024年发表的meta分析显示，年轻一代MSM对PrEP的认知率和接受意愿显著高于年长群体。百度问答2026年的一条提问——“为什么感觉只有我没有在On PrEP？”——反映了PrEP在年轻社群中正从医疗手段转变为社交信号：用不用PrEP，某种程度上成了“你是不是圈内人”的身份标识。
U=U（持续检测不到=不具传染性）理念的推广进一步改变了风险感知。湖南2025年的学术研究考察了U=U在中国的认知现状及其对性风险行为和身心健康的关联。对00后而言，HIV正在从“死刑判决”转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病”——前提是你能获取药物、坚持服药、定期检测。
但这个前提在乡镇不成立。中国西北地区2025年的横断面研究发现，PrEP认知率和实际使用率在非城市地区均极低。00后乡镇同志可能在手机上看到了PrEP的广告，但他们当地的疾控中心可能还没有开展PrEP门诊。信息的到达和服务的可及之间，隔着一道基础设施的鸿沟。
身体焦虑在00后中并未因HIV恐惧的缓解而减轻，而是转移到了新的维度。东南大学2016年的硕士论文研究了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身体意象，发现肌肉崇拜、体重焦虑、外貌比较等维度均显著高于异性恋男性，社交App加剧了外貌焦虑的标准化。
审美标签的演变是这种焦虑的文化表征。早期从西方bear/twink（熊/白幼瘦）文化引入的“壮熊”“猴子”分类，在近五年被极大丰富：“体育生”“奶狗”“狼狗”“田园糙汉”“公狗腰”“白袜控”……每一种标签都对应一套精确的身体规格和消费符号。知乎2022年的专栏文章和多家媒体2025年的报道都记录了“体育生”作为gay圈“天菜”标签的流量效应。身体不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可以被分类、被定价、被消费的商品。
70后的身体焦虑是关于“还能不能被要”的生存恐惧，00后的身体焦虑是关于“够不够标准”的竞争焦虑。前者关乎存在，后者关乎排名。两种焦虑都不轻松，只是计分板换了。
后记：断裂之下，什么没变
写到这里，四个维度的断裂已经足够清晰。但我不想让这篇文章只停留在断裂上。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在和同龄人以及年轻人的有限接触中，有些东西始终在那里，没有被三十年的巨变冲走。
对连接的渴望没变。 70后走三四百米去公厕，00后划三百个头像，驱动力是同一种孤独。工具变了，孤独的质地没变。那种“世界上有没有另一个人和我一样”的追问，不会因为App的存在而自动获得答案。
被看见的需求没变。 70后在黑暗中摸索着确认彼此的存在，00后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构建可见的自我。方式相反，需求相同：我需要被某个人真正地看见，不是作为一个标签、一个头像、一个距离数字，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矛盾的、不可替代的人。
在结构性压力下寻找缝隙的韧性没变。 70后在法律禁止的年代建起了地下社交网络，00后在平台审查的缝隙里找到了表达的角落。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不可能的条件中创造出可能的空间。这种创造力不是浪漫化的赞美对象，它是生存的副产品，带着伤疤。
乡镇同志的沉默没变。 这是让我最不安的部分。三十年过去了，学术界对乡镇同志的了解仍然停留在零星的小样本调查和个案叙述上。他们在数量上是主力群体，在文献中却是空白。这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资源、学术关注和公共卫生投入都集中在城市。这个空白本身就是一个论点：我们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城市男同性恋”的理解。乡镇同志的情爱观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压力结构、不同的适应策略，但我们不知道。
变的不是人，是人所处的世界。世界变了，人的需求没变，只是满足需求的方式、承受压力的形态、表达爱的语言，跟着世界一起变形了。
这篇文章能做的，只是在变形之中标记出几个锚点。锚点之间的大量空白，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倾听、更多的诚实来填补。
局限与诚实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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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截面年龄差异不等于世代效应。 本文观察到的“70后vs00后”差异，可能是生命周期效应（年轻人本来就不同于中年人）而非世代效应（这代人经历了独特历史）。文中尽量区分两者，但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依赖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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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偏差。 能留下文字记录的70后同志是群体中的少数。沉默的大多数没有材料。00后的自述同样经过平台和自我审查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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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偏差。 学术研究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乡镇同志的经验严重缺失，文中嵌入的乡镇视角更多是基于有限材料的推断而非充分的实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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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场偏差。 作者是70后男同性恋，对70后的描述带有亲历者的温度，对00后的描述带有外部观察者的距离。这种不对称无法消除，只能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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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靠性层级不一。 文中引用的数据来源包括同行评审论文、权威机构报告、专家媒体估算、社群自述等多种层级。每个数据点的可靠性不同，文中已尽量标注来源性质和争议情况。“1600万同妻”和张北川“80%异性婚姻”比例为专家估算而非调查数据；CPLS为在线调查，样本代表性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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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和“70后”内部差异巨大。 70初（经历过83严打）和79年生人（成年时已除罪化）的经验完全不同。00初（青春期撞上Blued爆发期）和05后（原生数字世代）也有断层。本文在宽代际框架下讨论，但读者应注意内部异质性。
参考书目
学术专著
- 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12
- 魏伟，《酷读中国社会：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14
- 潘绥铭、黄盈盈等，《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学术论文
- 魏伟，“探索新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关于成都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的研究”，《社会》第32卷第6期，2012
- 魏伟，“亲密的陌生人：中国三个城市的男同性恋交友格局”，《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 Meng Yibo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Attitudes of Gay Men in Beijing Towards Ga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Xiv:2511.14174v1, 2025
- 吴尚蔚, “Constructing Sexual Fields: Chinese Gay Men’s Dating Practices Among Pluralized Dating App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024
- Wang et al., “Behind the Rainbow, ‘Tongqi’ Wives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PMC6971106)
- Li Li et al., “Addressing Minority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PMC7050812, 2020
- “Media Influe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Attitudes toward Non-heterosexuality,” PMC10903552, 2024
- 《中国老年男同性恋者的羞耻感与自我认同》，《中国性科学》2021年第3期
- 《青年男同性恋者亲密关系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万方D02987889，2022
- 中国MSM暴露前预防（PrEP）使用意愿meta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24
- 李连学、高良敏、马懿等，“探索小城镇/农村地区MSM人群传统文化、自我认同及HIV相关风险行为”，《医学信息》，2011
- 王春学、张学进等，“临朐县男男性行为人群高危行为特征及心理因素调查”，《预防医学论坛》，2015
- “A study of China’s xinghun marriage ad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23
- 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CNKI，2016
- 中国西北地区MSM HIV PrEP认知、接受度及使用现状横断面研究，2025
权威报告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北京大学、北京同志中心，《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6
- 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CPLS），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联合，2020/2025
媒体报道与社群文本
- 钛媒体，“从线下’渔场’到移动社交——中国同志社交40年变迁”，2017
- 新华网，“特写：中国同性恋者，婚吗？”，2015年10月
- 虎嗅，“亲密关系的低配时代”，2025年6月
- 网易，“25岁中年老gay：‘约’让我爱不起来”，2018年4月
- 搜狐，“年过五十，他们走进同志音乐吧，寻找最后的爱人”，2019年11月
- 豆瓣，“十个00后的Gay丨’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是Gay’”，2020年10月
- 中新网，“专家称约有80%的男同性恋会与女性结婚”，2011年11月22日
- 齐鲁晚报，“我国约有千万男同娶妻”，2014年12月1日
- 头条号，“HIV暴露前预防药物国内首次获批”，2020年8月/2025年3月更新
- 百度问答，“PrEP｜为什么感觉只有我没有在On PrEP？”，2026年3月
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2018年修正）：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2024年9月13日通过，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注：本文与暗源栏目已发表的个人叙事口述史《断代：中国男同三十年》构成互文。《断代》以第一人称亲历记录了三代人的社交方式断裂，本文以研究框架分析情爱观的代际差异。两篇文章的材料和视角互为补充，但各自独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