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第一批同志酒吧是怎么来的

酒吧志·第二篇

第一篇摊开三张年表，逐城逐店，五列：店名、地址、开业、结业、依据；几座城排进同一张的时候，前面多一栏城市。它回答的是“我们凭什么知道它们存在过”。这一篇回答前一个问题：最早那几家，当初凭什么算一家同志酒吧。

两篇分工，也守同一条规矩。不写店里发生了什么，不放店里的照片。谁坐哪一桌、台上演什么，一概没有。这一篇只写一件事的来路——一间本来不相干的房子，是怎么被人叫成同志酒吧的。

一、有一栏填不下去

第一篇那几张表里，最早的几行，“开业”那一栏写的是这些字：九十年代，确切年份不详。至迟 2002 年 11 月。1993 到 1996 年，从普通酒吧慢慢变过来。

这不能怪查的人马虎。这些店本来就没有开业这回事。

一家店开业要有一串动作：租门面，办执照，挂招牌，请人来剪彩。1993 年前后北京那几处，一个动作都没有。它们是慢慢变的，变的信号在人身上，不在门面上。

有一处痕迹能说明这种“慢慢”。2002 年初，北京一家西餐厅酒吧换了人经营，来的人把它做成了另一样东西。那份报道写他“首先将接手过来的面向异性恋者的西餐厅酒吧改造为同性恋酒吧”，隔两句又写他“试图把他的酒吧与附近几家同性恋酒吧区别开来”。¹“附近几家”这四个字值一整句话：那年年初，北京城东那一片已经有好几家了。可我在能看到的报纸和经营材料里没有见到它们的名字。它们是在别处被记下来的——在社群自己发的报道里，在社群自己填的名录里。

写东北那座城市的书里有一份工商材料，说的正是这种空档。作者从当地工商部门拿到过一份清单，“练歌城/演歌厅/歌楼、台球社、棋牌社、游戏厅、音像社、酒吧、咖啡屋、音乐茶座等休闲娱乐产业都是在九十年代出现的”。²酒吧在那份清单上是一行产业名。哪一家是同志去的，那份清单上看不出来。

名录那一处更直白。有一个叫“同志乐园”的网站做过北京地点登记，它自己分了类目，单看酒吧这一类，一页上四条。第一条登记名就叫“同志酒吧”，地址填到怀柔区府前东街 10 号，电话栏写着“没填”，介绍五个字：“热情欢迎八方来客”。第二条是三里屯南路 6 号的“秘密花园”，介绍写“虽不是专门的同志酒吧，但是总有品味较高的同志前往聊天”，末了加一句“老板据说也是同志”。第三条叫“on／off”，地址在春秀路幸福中街，介绍又是那五个字。第四条是富国路的“鱼中鱼”，介绍写着“观赏鱼，有特帅的 MB。演出好，服务好，收费高。不收门票”。³

把筛选的条件一去掉，同一页上下多出六条：上地街的一条只有“各种服务”四个字，丰台小红庙那家写“交友、洗澡、休闲、住宿一体化”，崇文区南历史路 23 号是“天堂洁身中心”，介绍又是“提供各种服务”，西城区还有一家“华宾园”，以及“北京市东单公园”——地址那一栏写作“北京市五谷路灯号”，介绍四个字：“各地人都有”。³

一座公园和几家酒吧、几家浴室排在同一页上，中间没有隔断。填这张表的人心里，这几样是同一种去处。

这份登记没有留下任何日期，页面上也不显示条目是什么时候填的。它只能靠里面的字往两边推。有一条把“天堂洁身中心”填在崇文区，而崇文区这个建制 2010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复撤销，并进了新的东城区。有一条把“同志酒吧”填在怀柔区，怀柔撤县设区在 2002 年 2 月。⁴这两处把这份登记夹在 2002 年 2 月到 2010 年 6 月之间；具体落在哪一年，定不了。还有一条写着七位市话号码，010-6507489——北京市话升到八位是 1996 年 5 月 8 日，办法是在原来的号码前面加一个 6。⁵这个号码不参与前面那段夹逼，它只说明这一页上有一栏是从升位之前抄来的。

年份定不了，我倒不觉得是这一节最要紧的地方。要紧的是那一页上同时躺着公园、几家酒吧和一处叫“洁身中心”的地方，还躺着那个七位的、升位之前抄下来的号码，“23 号”打成“23 好”。填表的人手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核对，他也不觉得需要核对。那些字当年是写给晚上要找地方的人看的，不是留给后来的人考证的。

那种去处有个统称。

二、先有一种地方，叫“点儿”

2008 年 9 月，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篇回顾，题目叫《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 20 年》。写八十年代那一段，报纸引了一位天津当事人的总结。他叫童戈，早年用这个笔名写同性恋小说，采访他那年五十八岁，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⁶

报纸上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纸上报的是“点”。这个词活在口语里，念出来带儿化，写作“点儿”。本书往后一律写“点儿”，引报纸的地方照原样留着那个没有儿化的字。

这个写法不是我一个人的习惯。写东北那座城市的书里给过定义，书里也带这个儿化音：

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喜欢将社群认同的，供圈内人交友和娱乐的公共空间叫做“点儿”。“点儿”是普遍的说法，在不同的地方会使用带有地方色彩的语汇来指代这种公共区域，比如四川叫“飘场”。²

那本书有一章的标题就是“‘点儿’的形成和变迁”。²

同一本书里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作者写那些做男男性服务的人的网络时，特意把两个字分开了：

此处提到的“点”区别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点儿”（包括公园、公厕等），特指建筑物中封闭的男男性服务场所，包括家庭式会所、同性恋浴池、同性恋酒吧等。²

一个儿化音把两类地方分开了：一类在街上，一类在房子里。这一篇要讲的，就是一群人在街上待久了，怎么走进房子里去的。

“点儿”各地叫法也不同。成都说“飘”，说“飘飘”，说哪条街是哪条街，“旁边那家报社门口的阅报栏最为有名”；成都传统的场子是茶馆，不是公园公厕。⁷上海那一层有自己的一套暗语，聚集地统称“公司”，找人叫“渔场”。⁸三座城市三套话，没有一套里有“店”这个字。

回到那篇报纸。同一个童戈，记者接着写他所在城市那条线——“一条长达 10 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自己的话是：

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⁶

再往后是记者替他说北京。原文是这样列的：

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⁶

第一篇第四节也列过同一批位置，那条线写作“北京站，崇文门三角地，东单公园，台基厂，贵宾楼，南池子，天安门两侧，前门，东交民巷”。⁹那份文字出自富晓星那本书，书里句末注的是（童戈，2008）——同一个人，同一年。²两份点名单不一样：书里多一个东单公园，多一条东交民巷，少一个大花坛；“南池子”在报纸里写作“南十字”；前门那一处，书里作“前门前面和后面”，报纸作“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天安门那两处，报纸写“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书里写“被俗称为‘东宫’、‘西宫’”。

我不打算把这两份并成一份。“点儿”从来没有人自己写过清单，每一条都是别人抄下来的，抄的时候没人核对，也没人有义务核对。谁抄错了，要过十几年才看得出来。

连“同性恋”这三个字落到纸面上也是晚到的。那篇报纸还写了一句：“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⁶英文维基百科那家上海酒吧的条目里把时间给了出来：1997 年，“流氓罪”这一条从刑法里取消，而它原先“loosely covered homosexual activity”。¹⁰1995 年 9 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开，一位中国志愿者在女同性恋代表的帐篷里值勤，外国代表问她认不认识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她回答：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¹¹

一个地方不存在，直到有人聚过去。那不是修辞，那是那位志愿者的原话。

至于“点儿”是怎么走进屋里的，那篇报纸给了一句话，一句就够：

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⁶

三、把别人的店变成自己的地方

走进屋里这个动作，有一个当事人描述过它怎么做。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⁶

第一篇引过这句，那里把“同志”们写成了“朋友们”。⁹那是它的错，原文是前者，这一篇按原文录。

这句话里三个词要分开看。“约定聚会”是动作，一次一次约，约在同一个地方；“逐渐”是时间，它没有开始的那一天；“占据”是结果，用的还是一个不带法律色彩的词——他没写买下，没写注册，没写申请，写的是占据。

第二个来描述这件事的人，是 1994 年从香港到北京的一位受访者。2010 年有人访问他：

1994 年，Edmund 从香港来到北京，那时北京还没有什么同志酒吧，有一两个在酒吧里的聚点，但不是同志酒吧，只是同志去那里的几率高。¹²

半句话就把这件事说清了。同一间酒吧里，两件事彼此独立：它是谁的店，和谁去那里的几率高。“几率高”是人的事，不是店的事。

第三个人说得比这两位更明白。2011 年初，中国发展简报上一篇写女同性恋组织史的长稿，记者署名郭玉洁，稿子里一位当年的组织者小培说：

只有大家走出来，让我们从“不存在的”或是一种“现象”，变成可见的、活生生的人；只有大家走到一起，才能把我们从可怜的、孤立的个人，变成为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¹¹

引号前面那句是稿子的叙述：“小培认为，酒吧作为同志活动场所的出现，对于同志群体的组织化特别重要”。转述和原话分得很清。

一个教授说占据，一个从香港来的人说几率，一个当年做组织的人说走出来。三个人来自三种不相干的场合：一份都市报的采访、一次网站访问、一篇组织史稿子。三段话拼起来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部分。

第四个出场的人用的是同一个动词。这一处在另一座城市，讲的年代是二十年代。那本写东北的书里，讲北市场的戏园子和茶楼，是这样一句：

同性恋者见缝插针地又一次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位置，北市场的戏园子和茶楼成为他们的新“点儿”。²

同一个作者给这个群体在此之前的状态下的判语更直白：“他们从观念上组织空间，而完全没有自己创设的空间”，“浮萍也好，寄生也好，他们只能寻找宿主，如茶社、浴池、公厕、公园等暂时寄居”。书里把后来那两条路写成这样：一条“随着宿主的不在而衰落并转移阵地，寻找新的宿主”，另一条是“对建造专属空间和扩展更广空间（如互联网空间）的诉求”。²

“占”不是北京一个人对着记者顺口说出的字。它在都市报的标题级段落里，在一个人类学者的句子里，在另一座城市的几十年里。这几处彼此不认识，写的却是同一个动作。

那么，有没有任何一份材料是在当时为这个动作写的？没有。崔子恩那段是 2008 年说的，说的是九十年代中期；Edmund 那段是 2010 年说的，说的是 1994 年；小培那段是 2011 年说的，说的是 1996 年前后；那本写东北的书里，“占据”讲的是二十年代，它的材料是圈里上了年纪的人的口述加上市志、统计年鉴那一类地方文献，我看到的这条访谈记的年份是 2008 年。“占”这个动作在当时不留记录，因为它什么都没改变。它不动产权，不动执照，不动门牌，不动招牌。它只在一个地方的晚上改变那儿有什么人。能记下它的只有人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最早也要到十三年以后才被人写下来。

所以这一节的结论只能这么写：占，是一种不产生记录的动作。它的全部证据都是追述。

四、镜头前那个人说的另一句话

崔子恩在摄像机前说过话。2005 年 8 月 8 日，央视《新闻调查》播了一期四十多分钟的节目，叫《以生命的名义》，主题是男同性恋者与艾滋病干预。他在那期节目里出镜，接受记者采访。节目的解说是这样介绍他的：

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¹³

他在镜头前讲的是别的。记者问他有没有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他说：

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¹³

他还说，有人懂得安全的性的知识，但操作起来不方便——“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担心的是“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¹³

他没有在那台摄像机前说“占”。“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那句，是三年后对着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说的。这两条线索接起来，能看见的不是同一句话，是同一句话为什么必须过三年才说出来。

那期四十多分钟的节目里，有两句和这一篇直接有关。第一句是解说：

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¹³

2005 年，国家级电视台的解说不加解释地把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浴池、网络排在同一个“通过”后面，当成同一类去处。这和那份北京登记把东单公园和几家酒吧排在同一页上，是同一种写法。节目随后有一句：“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¹³摄像机进得去那间酒吧，但那份画面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它是怎么来的。

第二句在节目后半段，讲的是重庆。解说：

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¹³

那段解说之后是一问一答。记者问，公厕里也安置吗，答：安置。问到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答的是“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最后一问落在沟通上：跟其他部门说话都不能明确讲出意图？答：“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¹³

一间酒吧可以装上机器而不用说明是给谁装的。它进得去那份安装清单，进不了那句话。这就是“占”之后的处境：地方在用，名分不在纸上，连一句说明都写不出来。

“专门的”这三个字还有一层。2005 年的解说用的是“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同一时期成都那位经营者回忆 1998 年那家大酒吧关门之后，说的是反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成都就没得专门的同志酒吧。”¹⁴那份北京登记里，“秘密花园”的介绍开头是“虽不是专门的同志酒吧”。³三份材料，三种场合，各自不相干，都用“专门”这两个字来划这条线。没有一处用执照，用登记，用批准。这条线在纸面上只有一个形容词。

五、一条街上几家店

Half-and-Half 到底哪一年开始算一家同志酒吧，第一篇把三个年份摆在了一张表里：1993、1994、1996。那一篇认为三种说法不冲突，1993 到 1996 是一段过程，1996 年 6 月那场生日聚会是过程里能被钉住的一天。⁹

这一篇不这么写。三个年份来自三种完全不同的材料，各自的性质不一样，把它们并成一段过程，等于替它们做了一次它们自己没做过的和解。

1993 或 1994 这一头，是英文维基百科“Gay bar”条目里的一句话：The oldest gay bar in Beijing is the Half-and-Half, which in 2004 had been open over ten years。¹⁵这句没说哪一年开业，它说的是 2004 年时它已开了十多年，往回推落在 1993 或 1994。它的脚注只指向一本书：Loretta Ho 的《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Routledge，2009 年。这是推算，不是记录。

1996 年 6 月这一头，是一位当事人的追述。上面那份组织史里写：Susie 和积极分子何小培等寻找酒吧作为聚会场所，在 1996 年 6 月的一次纪念石墙事件的“生日聚会”之后，“Half and Half”成为北京第一个同性恋酒吧。¹¹同一件事，2024 年 12 月一档讲北京同志场所的口述节目里又讲了一遍，说法几乎一样。¹⁶晚十三年那一遍，内容上不算第二份证据，算同一句记忆被传了一次。

一处是推算，一处是追述，一处是被传了一次的那句追述。它们各自都站得住，但它们不一样。

这里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细节。那家店的写法从来没有统一过：崔子恩对着报纸写成“HalfandHalf”，⁶英文维基百科写作“Half-and-Half”，¹⁵那份组织史写作“Half and Half”，¹¹第一篇引到的 2002 年 2 月那两处旧文字里，一处是“HALF 吧”，一处在读者的纠错帖里写“half 在三里屯”。⁹一家店五个写法，没有一处是它自己挂牌的那几个字——没人留下过招牌上是什么。

第一篇把这条街写成“城东一条线”：三里屯，工体西路，亮马河，蓝色港湾。⁹这条线上还有另一种情形。2002 年 11 月，一家同志网站转述《新周刊》那一期城市特辑，句子里点了三处：龙吧，春秀路上的 ON OFF，建国门北街的风吧——前两家“只有男人”，后一家“只有女人”。¹⁷第一篇引这句是为了给女同专营酒吧找一条带街名的记录；这一篇引它，是因为同一年同一条线上，“同志酒吧”已经有几家可数了。

同一篇稿子里还写了工体北门里面那家叫 VIC’s 的店：“在地下，进门的时候要交 30 大洋入场费”，“一般可以开到 05：00 点”，音乐以黑人的 rap 为主，来的外国人居多。¹⁷这一处我要单独交代。那篇报道点名为“只有男人”或“只有女人”的是前面三家，VIC’s 不在其中。我引它是因为 2002 年北京夜场就是这个价、这个点，不是因为它是同志店。报道里没有把它算成同志店，我也不能替它加上。

那份不带日期的北京登记里，同一页上有几家店名，on／off 一家有两个条目、两个地址、两种写法：东城区的“春秀路幸福中街”和朝阳区的“朝阳去三里河”，介绍分别是“热情欢迎八方来客”和“很好”。³“朝阳去”应是“朝阳区”，原文如此。一家店在一页表上写歪两次，这是那份名录的实际情形。

六、占了之后，地方随时会被收回

一间被占下来的地方，占有它的人没有法律上的凭据。它每天重新成立一次，靠人来。人不来，它就回去了。

上海那一家被写得最细。英文维基百科“Eddy’s Bar”条目里，它是“the first bar to openly serve Shanghai’s LGBTQ community”，这句“第一家”的脚注指向 2010 年 7 月 29 日 CNN 上 Robert Schrader 写的一篇，题目里有“marks 15 years”几个字。¹⁰这家店开业以后搬过六次。条目列的理由，头一条是房东：Landlords were not a fan of leasing to a gay bar。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一家同志酒吧。¹⁰

同一条目还记了一件事，很少被人引。1995 年开业那一阵，店里的客人绝大多数是男人，“except for the few women who were invited to help conceal the LGBTQ+ nature of the bar”——请几位女性来，是为了遮掩这家店的性质。¹⁰一家店要请外人来给自己作掩护，那它就没有“开业”这回事。它每天都在被重新批准一次，批准它的是房东、街道和来查的人。

这个条目自己还打架。开头一段写它 1995 年开在威海路、2002 年搬到淮海路；正文“History”一节写它 1995 年开在兴国路一处临时地址、2004 年在淮海中路找到长期落脚点。¹⁰同一个条目，两处不一致，自己没校对过。它写 2004 年那次落脚的说法也留着一条线索：安顿下来以后，这家店“less problems with landlords and random inspections”——房东和上门检查的人，麻烦少了一些。¹⁰

北京这边没有这种自述，只有别人的判断。做成都调查的那位学者在 2009 年发表的文章里写：“经营同志酒吧在中国是一桩风险很大的生意，不仅可能招致来自政府的干预，而且缺乏主流社会的认同。”¹⁴这句话是就成都说的，它没有城市名可换。

地方被收回去这件事，那本写东北的书里记得最清楚，因为它逐年记。它给的原因只有两个：收费和拆迁——“收费和拆迁成为‘点儿’转移的主要决定因素”。²书里有一家浴池，访谈的人说它“火了 20 年，2004 年扒了”。²也是 2004 年，和平浴池拆迁之后，那本书写“同志浴池、同志酒吧等专业化的空间组织应运而生”。²老的寄居处被扒掉，专属的地方就在那一年出来了。同一件事在另一座城市也是这个顺序。

这一节的最后一处材料，是那份名录里没有的一条。第一篇第七节写过：2008 年社群自制的北京地图、2010 年一份十店名录，都没有把后海列为同志场所。⁹这里要接上的是另一头：那份不带日期的北京登记里，东单公园和几家酒吧、一处“天堂洁身中心”并列在同一页上。³一份是后来人整理的名录，一份是当时人随手填的登记表。登记表里有公园，因为填的人不区分；名录里没有公园，因为做名录的人已经把“点儿”和店分开了。这两份材料之间的那些年，正好是这件事发生的那些年。

七、占下来的地方，后来当了办公地点

这一节全部出自同一份材料——2011 年初中国发展简报那篇写女同性恋组织化的长稿。¹¹它的好处是逐年往下写，一路写下来，能看见一个地方的用途被换了几手。

1994 年，一个叫 Susie 的英国人开始在自己家里办派对，请她所知道的中外男女同性恋者。同年，她和男同积极分子吴春生一起组织酒吧聚会。这一段里，聚会的第一个地点是一户人家。

1995 年，最初的女同性恋小组成立，取名叫“女同志”，每周组织活动：聚餐，跳舞，郊游，讨论。这一条没写地点。

1996 年 6 月，那一场以生日聚会为名义的石墙纪念之后，“Half and Half”成为北京第一个同性恋酒吧。这一句里，地方第一次被“寻找”出来——原文写的是“寻找酒吧作为聚会场所”。

1998 年，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寺庙，来自各地的男女同志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同年 10 月，三十多位拉拉齐聚海淀区的一个地下酒吧，召开女同志大会，会上分享各自的生活经历，还讨论了怎么开展热线工作、建立全国网络、出版女同刊物。¹¹

这一年有两场会。那篇 2008 年的报纸把第一场写得更细：这年秋天，两位香港人联系上“BP 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⁶大觉寺在西山。两份材料说的是同一场，一处写作“西郊的一座寺庙”，一处点出寺名。第二场呢，那份组织史写“海淀区的一个地下酒吧”，报纸里查不到这一场。

两场会的区别在地方上。一场在庙里，一场在酒吧里。第一篇记的是这一件事发生过；⁹它借了什么地方，是另一层。酒吧那一场，散会以后紧接着就有一串东西出来：会后不久，“北京姐妹”小组成立，编辑发行了第一份女同刊物《天空》，开通了第一条专门的女同热线。¹¹一个借来的地下酒吧，晚上办完一次会，第二天变成了一份刊物和一条电话。

往后就快了。

2001 年，北京姐妹小组解散，原因是小组内部矛盾，加上她们策划的“北京女同志文化节”被叫停。¹¹

2004 年，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组织者开始去酒吧，联络社群里活跃的人；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组织者合作“北京拉拉沙龙”，每个周末在一个公开的固定场所讨论特定的话题。¹¹“公开的固定场所”这几个字是那份稿子里唯一的说明，它没写是哪一家。沙龙这件事的形态，是把一个地方固定下来——不再每次换。

2005 年，各地活跃的女同志组织，“一部分依附于男同志组织而存在，一部分是女同志自己发起的，主要以酒吧、网站的形式存在”。¹¹那年夏天，各地小组负责人和活跃人士在北京开了一次会，参会者近四十人，从外地来了二十多人。

也是 2005 年，成都一位叫于是的拉拉和其他几名志愿者成立成都 LES 爱心工作小组，稿子里写她当时手里已经有一家叫“月恋花”的酒吧。那两句关于酒吧的话都是叙述，不是引语：一句写“但酒吧没有于是想像的那么容易做，环境更复杂，也更要求有经营管理的才能”；另一句写她“慢慢明白，自己想做的是一个组织，酒吧只是一个基础，养活自己维持生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交流的平台”。¹¹一间酒吧成了“一个组织”的底子。这句话把这一篇前面所有的事说完了。

再往后是网上。稿子里写 2002 年前后两个在论坛上认识的年轻人，用的是一句叙述：“网络和酒吧，基本上是当时女同性恋聚集的所有场所。”¹¹所有场所，就这两样。

这一节可以收成一句话。到 2005 年，一间酒吧在这份材料里同时是四种东西：喝酒的地方，开会的地点，刊物的地址，一个小组的名义。这四种身份没有一种写在它的营业执照上。它被叫作同志酒吧，然后它就开始干同志酒吧该干的活。

八、四条来路

上面这几节摊开来，最早那批地方的来路能分成四类。下面这张表不是年表，四列里没有“开业”这一栏——这一篇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填不出这一栏。

来路	做法	例	依据
占	约好聚会，往同几家店里去，去的人变了，店的名分跟着变	三里屯两处，九十年代中期	崔子恩 2008 年追述、Edmund 2010 年追述⁶¹²
包	借钱，把一家正在营业的店从原经营者手里包下来，改它的用途	北京一家西餐厅酒吧，2001 年底	2002 年 1 月社群网站报道¹
接	接手一家濒临停业的店，改名，把自己原有的演出队伍搬进去	成都天堂酒廊，2000 年	魏伟 2009 年引经营者自述¹⁴
借	借一间店开一次会、办一场聚会，散会就走	1996 年 6 月生日聚会；1998 年 10 月海淀那间地下酒吧	2011 年组织史¹¹

“占”和“借”是两个不同的动作，前一个是慢慢搬进去，后一个是用完就走。第一篇把 1998 年 10 月那一场写成“一家酒吧的地下室”，⁹那是它的错：原文两处都写“一个地下酒吧”——地下酒吧是一类场所的名字，说的是那种店开在下面、不见街面，不是在讲楼上楼下。¹¹这一处更正归我出，改不改、什么时候改，等定。

成都那一例还有一件常被弄错的事。魏伟 2009 年那篇论文里引了一段自述，原文整段是这样：

这家酒吧最早不是我们开的。在 1998 年的时候，成都有一家大的同志酒吧，周末吸引了许多人前往，不过酒吧的老板并不是同志……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酒吧关门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成都就没得专门的同志酒吧。为了满足同志的需求，报社附近就开了一些小酒吧，因为这一带是“飘”场，很多人喜欢来这边逛，认识了新朋友后，就想到一个地方坐坐聊天，那些小酒吧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要。生意都还不错，后来大家觉得应该有一家大酒吧，这才有了天堂。¹⁴

说话的人得先分清楚。论文在这段之前写的是“天堂酒廊”的经营者鸿生和小曾，那段自述紧跟在“鸿生以前就是一个反串演出队伍的带队人，一年到头在全国四处跑场子”之后；论文另一处写“2000 年，原先的那个酒吧濒临停业的时候，鸿生就接下了这个酒吧，改名为天堂酒廊”。¹⁴所以这段话是后来另一家店的经营者追述 1998 年那一家，不是 1998 年那家店的老板自己说的。两处差一年，读起来是两种材料：一种是当事人自己算的账，一种是隔壁人的回忆。

这段回忆里最要紧的是那句“不过酒吧的老板并不是同志”。¹⁴它把前面那一整套说法顶了一下：最早在成都开一家“大的同志酒吧”的人，是个直男。他不需要是同志，也不需要占，他开门、收钱、上节目，因为这一带本来就是“飘”场，人来人往。换句话说，第一条路不是唯一的路。1998 年成都有过一家完全正常的、营业性质的店，它卖的是这一群人。

魏伟还有一句判断，正好和北京那两位的话对上：本地的同志并非在一夜之间对同志酒吧产生认同的，那些在大街、公园和茶馆等传统“飘”场已经存在的同志网络对于酒吧初期的经营至关重要。¹⁴他做的成都调查和崔子恩 2008 年对北京记者说的“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是各自独立得出的同一种顺序：先有人群聚在那条街上，后来街上才有了店。这篇论文的方法是一位学者在 2004 年和 2005 年住在成都，跟着人过日子、读当年的媒体、听人从头讲自己的经历，2009 年发表。¹⁴

“接”这一路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在表外。鸿生接手的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反串演出队，常年在全国的酒吧和夜总会跑场子，反串演员“感到备受歧视”。接手以后，论文写的是“鸿生的反串表演队也就有了一个永久的表演场所”。¹⁴队伍有了落脚的地方，这是原文写的；那家店因此有了一台每晚十点固定的演出，是我从上下文里读出来的。一间房子里塞进一群原有的演员，店立刻就有了一件事可以做——这件事和同志无关，也和批准无关。

“包”那一例里也有同样的一拍。2002 年 1 月那篇社群报道写，2001 年底，他借了一万块钱，和三个同志朋友承包了一家西餐厅酒吧；接手之后先把它改成同性恋酒吧，然后“试图把他的酒吧与附近几家同性恋酒吧区别开来”。¹包下来是钱的事，改用途是人的事，两件事在同一年做完，执照上大概一行都没变。

那本写东北的书给这四条来路提供了一个局外人的对照。它记九十年代那座城市的“点儿”，数字是硬的：跟八十年代的四家舞厅比，九十年代当地同性恋群体主要在“7 家迪吧、2 家酒吧、1 家卡拉 OK、2 家录像厅”活动和交往。²那份清单上，酒吧前面没有“同志”两个字。工商那边看得见这一行产业，看不见这一行人。

九、那一句，以及它撑不住的地方

这一篇想留下来的是一句话：

中国的同志酒吧是被占出来的，不是被批准的。

这句要能用，得先说清它能撑多远。

它撑得住的部分有三块。第一，九十年代中期那一批据点，没有一个留下申请或批准的任何痕迹，它们留下的只有“谁去”。第二，把店叫成同志酒吧的那张嘴在圈子里，不在任何机构那边——一家店被几家材料写成五个名字，谁都没去纠正谁。第三，“占”这个说法是当事人自己选的——崔子恩对着南方都市报记者用的动词是“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他没说开店，也没说注册。⁶

它撑不住的部分，前面那节已经写了：1998 年成都那家“大的同志酒吧”，老板不是同志，它是开门做生意的。¹⁴它也不适用于 2004 年以后：第一篇年表里那些有开业月份、有楼层、有免费 HIV 快检室的店，是拿钱办起来的；上海那一路里 2015 年之后陆续出现的几家，用的是商圈里正常的租约与经营。⁹这些店跟“占”没关系。

这句话的适用边界因此很窄：1993 年前后到 2001 年，北京那一类据点，和上海那一家搬了六次的店。它不是关于大陆同志酒吧全部四十年的判断。

还有一处要压一压这句话。“批准”这道门当时对酒吧不存在，对别的东西存在过。那篇 2008 年的报纸记了一件事：1992 年 11 月 22 日下午，一位在卫生部系统里做事的人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沙龙，叫“男人的世界”；报纸说，“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⁶一年之后他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了中国第一篇谈同性恋人权保障的文章，当年 8 月 20 日接到部里下达的退休决定书，紧接着研究所接到上级命令，向全国各地发函紧急回收刊登那篇文章的那一期。⁶体制内的门推开过一次，人被请了出去，杂志被收回来。而没人登记的那几家酒吧，一家活了十年以上。这一对照不是给“占”加分，它说的是另一件事：那条路上没人管你，是因为没人把你当成一件需要管的事。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句话？因为那一段是所有别的事情的前提。组织是从酒吧里长出来的：一份刊物、一条热线、一个小组，起点是一间借来的地下酒吧。¹¹名录是从酒吧里长出来的：那份北京登记里，一家店的全部信息是地址、一个“没填”的电话、五个字的客气话。³研究是从酒吧里长出来的：魏伟在成都的整套材料建立在他跟着人去那些地方住了两年之上。¹⁴1998 年那家老板是直男的店，也是在“这一带是飘场”这个事实上盖起来的。¹⁴先有占，后有别的三种。

所以那句话说“不是被批准的”，说的不是他们绕过了什么，说的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道门。人走进一间房子里，房子就成了他们的地方，这件事不需要谁点头，也没有谁能点头。

十、诚实的边界

这一篇的取材比第一篇窄，几条限制要交代。

一，这一篇只写来路，不写店里。台上演什么、谁和谁说话、几点散场，一概没有。第一篇的编辑声明里定的就是这条。

二，全篇没有一处来自工商登记、执照档案或任何官方记录。这类材料我没找到，也没找到能查到它们的入口。所以“没有批准痕迹”这句话，是“在我能查到的材料里没有”，不是“从来没有过”。这两者的差别我分得清。

三，这一篇引的每一句关于九十年代的话，都是追述。最早的一份是 2002 年 1 月，最晚的一份是 2024 年 12 月。没有一份写于它所讲的那一年。

四，有两份材料的原站已经不在了。一份是 2002 年 1 月那期中同新闻网的人物报道，一份是那份北京地点登记所在的“同志乐园”。两份的文字都从别处留下，我读到的是 2026 年 10 月 19 日抄下来的一份字，图没有。¹³

五，还有一份材料的原站更彻底地没了。第一篇第五节引过的那篇上海亲历长文，2020 年 5 月发在一个网站的文章页上。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按第一篇给的地址去打开，页面回我说这篇文章不存在或已被删除，页眉的站名也换成了另一家平台的口号。¹⁸那篇长文里被第一篇引用过的内容，现在只剩它被转抄过的那几处。它里面有一处写上海一家无照酒吧被带进派出所盘查，我在自己的材料里找不到第二处记载，这一篇就不写它。

六，几个数字我留着没并：北京那批店的开业年份有三个；那家北京最早的同志酒吧有五个写法；上海那家换了六个地址，2008 年的另一份数法数到五个。⁹第一篇已经记过这些不一致，这一篇没有去解它们。

七，那份北京登记不带日期，我把它夹在 2002 年 2 月到 2010 年 6 月之间，靠的是里面两个地名：一个填在崇文区，一个填在怀柔区。这两个凭据都是间接的，页面上没有任何一处写着时间。那个七位号码只证明这页上有一栏是旧的，不能用来定年头。

八，“秘密花园”那条介绍里有一句“老板据说也是同志”。这是登记的人听来的说法，我在这一篇里只把它当作当年人对这地方的另一种措辞，不作为任何一个人的身份依据。那位包下西餐厅酒吧的人，他的全名就写在那篇 2002 年报道的标题里，这一篇正文和脚注都不引标题，连姓也不留。理由只有一条：姓名加店名加城市，等于替一个人出柜。他当年对着一家社群网站讲过自己的事，这不等于同意在任何一个后来的人写这篇文章时被点名。店名保留，人名不保留。

九，那份 2011 年的组织史里出现了一些名字：Susie，吴春生，小培，于是。前两个是那篇稿子写事必须用的，后两个是稿子里的说话人。这一篇照原样引，不加评论，也不补任何一份材料里没有的经历。

十，央视那期节目的首播日，我按 2005 年 8 月 8 日说。依据是两处当年的材料：节目文字稿在网上发出来的那一页，开头一行写着“新闻调查8月8日播出节目《以生命的名义》”，落款是当天夜里；播出后第九天，《中国青年报》写这期节目引起的反响，也写 8 月 8 日。往后能碰见写成 8 月 9 日的，那是网站把稿子搬上去的日子，不是开播的日子。当年的《中国电视报》节目单我没有，所以这一天是两则当年材料共同指向的，不是我查到的节目单。

附录　这一篇用到的材料

每一条后面那句说的是这份材料凭什么算数，以及我在什么时候读到的它。

中同新闻网“‘漂’在北京的同志”系列报道之五，2002 年 1 月 29 日刊发，讲一位外地来北京的人承包一家西餐厅酒吧的经过。那个网站已经不在了，文字是从一份保留了旧页面的公共档案里抄下来的，我读到的抄本落在 2026 年 10 月 19 日。逐字两句，都从原名那一个字后面起：“首先将接手过来的面向异性恋者的西餐厅酒吧改造为同性恋酒吧”“试图把他的酒吧与附近几家同性恋酒吧区别开来”。另记一件事，不引原句：2001 年底他借了一万块钱，和三个同志朋友承包了那家叫 on off 的西餐厅酒吧。这一篇不写这个人的姓名，也不写他的姓，那两句话原本各带一个姓在前头，我截掉了；第十节第八条说为什么。 ↩ ↩² ↩³ ↩⁴
富晓星《空间、文化、表演：东北 A 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年 6 月，ISBN 978-7-5112-2634-1。这一篇读的是我手上的一份电子全文，2026 年 10 月 27 日一字一字抄下的句子有：第三章“‘点儿’的形成和变迁”开头那句定义与“比如四川叫‘飘场’”；第八章里那句“此处提到的‘点’区别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点儿’……包括家庭式会所、同性恋浴池、同性恋酒吧等”；“同性恋者见缝插针地又一次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位置，北市场的戏园子和茶楼成为他们的新‘点儿’”；“他们从观念上组织空间，而完全没有自己创设的空间”、“浮萍也好，寄生也好，他们只能寻找宿主，如茶社、浴池、公厕、公园等暂时寄居”、“一是随着宿主的不在而衰落并转移阵地，寻找新的宿主；二是对建造专属空间和扩展更广空间（如互联网空间）的诉求”；“收费和拆迁成为‘点儿’转移的主要决定因素”；“和平浴池火了 20 年，2004 年扒了”；“2004 年，在著名的和平浴池拆迁之后，同志浴池、同志酒吧等专业化的空间组织应运而生”；“笔者从 A 市工商部门获取的资料显示，练歌城/演歌厅/歌楼、台球社、棋牌社、游戏厅、音像社、酒吧、咖啡屋、音乐茶座等休闲娱乐产业都是在九十年代出现的”；“相较于八十年代的 4 家舞厅，九十年代的 A 市同性恋群体主要在 7 家迪吧、2 家酒吧、1 家卡拉 OK、2 家录像厅进行活动和交往”。这本书把调查的那座城市写作“A 市”，说它是作者从小生长、也是作者做田野的地方。书里有一处把城市名露了出来：讲家庭式会所那一段写“2000-2010 年在沈阳出现的家庭式会所累计有 50 余家”；作者的致谢里谢的是沈阳一家同志小组的几位工作人员，写没有这些人四年间的帮助，作者进不了田野。第一篇把这座城记作沈阳，这一篇跟着它。我读的这一版没有可用的页码，所以这一条只注到章。 ↩ ↩² ↩³ ↩⁴ ↩⁵ ↩⁶ ↩⁷ ↩⁸ ↩⁹ ↩¹⁰ ↩¹¹
“同志乐园”网站的服务信息栏目里的北京地点登记，两页：一页只挑酒吧这一类，四条；一页不挑类目，十条。原站不在了，文字同样是 2026 年 10 月 19 日抄下来的。登记条目不带日期。逐字引的有：“热情欢迎八方来客”（怀柔区府前东街 10 号，电话“没填”）／“各地人都有”（条目名“北京市东单公园”，地址作“北京市五谷路灯号”）／“虽不是专门的同志酒吧，但是总有品味较高的同志前往聊天，每次去都不虚此行。服务生都很帅，老板据说也是同志，而且是个大帅哥”（朝阳区三里屯南路 6 号“秘密花园”）／“观赏鱼，有特帅的 MB。演出好，服务好，收费高。不收门票”（西城区富国路“鱼中鱼”）／“交友、洗澡、休闲、住宿一体化”（丰台区小红庙“北京‘风帆伟业’”）／“提供各种服务”（崇文区“天堂洁身中心”，地址作“北京市南历史路 23 好”）。同一份里 on／off 有两个条目、两个地址、两个写法：东城区“春秀路幸福中街”与朝阳区“朝阳去三里河”，介绍分别是“热情欢迎八方来客”和“很好”。 ↩ ↩² ↩³ ↩⁴ ↩⁵ ↩⁶ ↩⁷
北京市两处行政区划变动：怀柔撤县设区在 2002 年 2 月 7 日；崇文区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复撤销，与原东城区合并为新的东城区（批复文号为国函〔2010〕55 号，新华社 2010 年 7 月 1 日发稿）。这两条用来卡那份登记的时间上下界，2026 年 10 月 27 日查。 ↩
北京市电话号码 1996 年 5 月 8 日零时起由七位升至八位，办法是在原来的号码前面加一个 6，当年说法是“原 7 位号码前加 6，非 7 位号码不变”。2026 年 10 月 27 日在几处材料上一致查到，含 2022 年 5 月 13 日北京妇女网《电话曾是家庭稀罕物》里对那次升位的记述，含一处电信史梳理记下的升位规则表。 ↩
南方都市报《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 20 年》，2008 年 9 月 19 日，采写署名为本报记者龙志。我 2026 年 10 月 27 日重新逐字读过一遍，本篇从中取的句子有：童戈那段“俗称‘点’”的定义、记者写的“一条长达 10 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沿着海河两边……都是他们的聚集点”、记者转述的北京点位一串（含“南十字”“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崔子恩那段整句、“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 年秋天……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1992 年 11 月 22 日“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与陈秉中 1993 年 8 月 20 日接到退休决定书、回收杂志那一段。这一篇不取它的篇幅作论据。 ↩ ↩² ↩³ ↩⁴ ↩⁵ ↩⁶ ↩⁷ ↩⁸ ↩⁹ ↩¹⁰ ↩¹¹ ↩¹²
魏伟关于成都“飘”场、茶馆与阅报栏的记录，见下条同一位作者的同一篇文章。 ↩
上海暗语“公司”“渔场”记在第一篇第五节，出处是一篇 2020 年发表的上海亲历长文。那篇长文今天已经取不到，见第 s16 条。 ↩
以上第一篇《它们存在过：大陆同志酒吧四十年》正文与其附录，指该篇第四节“北京”、第五节“上海”、第七节“名录”、第九节“门票”。第一篇里有四处与本篇不同的写法，本篇不跟随：正文把 1998 年 10 月那一场写作“一家酒吧的地下室”；崔子恩那句里的“同志”们写作“朋友们”；三个年份并成一段过程；附录说英文维基那句话引了两位研究者的话，我去查时在那句上找不到他们（详见第 s12 条）。这四处都是它的错，更正由我出，改不改、什么时候改，等定。 ↩ ↩² ↩³ ↩⁴ ↩⁵ ↩⁶ ↩⁷ ↩⁸ ↩⁹ ↩¹⁰
英文维基百科“Eddy’s Bar”条目与“Gay bar”条目 China 一节，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又读了一遍，引文逐字抄下。Eddy’s 条目逐字：“Eddy’s was the first bar to openly serve Shanghai’s LGBTQ community”，这句的脚注为 Robert Schrader 为 CNN 写的“Eddy’s Bar marks 15 years at the forefront of Shanghai LGBT history”，2010 年 7 月 29 日；“After opening, the bar changed locations six times due to a variety of factors”；“Landlords were not a fan of leasing to a gay bar”；“except for the few women who were invited to help conceal the LGBTQ+ nature of the bar”；“In 1997, ‘hooliganism’ was abo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loosely covered homosexual activity. In 2001, homosexuality was removed from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sychiatry’s lis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In 2004, Eddy’s found a permanent location on Huaihai Middle Road where they had less problems with landlords and random inspections”。讲搬迁那一节的脚注换成了另一家——Sixth Tone 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登的一篇，署名 Yan Qing，题作“Shanghai’s Gay bars: here and queer for 20 years”。条目开头写 1995 年开在威海路、2002 年搬到淮海路，正文那一节写 1995 年开在兴国路一处临时地点、2004 年在淮海中路找到长期落脚点，两处不一致，这一条一并记下。CNN 那篇的正文我还是没拿到：对应的页面回我说文章不在了，我存的那份合集里它只剩一个标题和一个网址，没有正文。Sixth Tone 那篇这一篇没有去读，它只作为那条维基文字的出处记在这里。 ↩ ↩² ↩³ ↩⁴ ↩⁵ ↩⁶
郭玉洁《中国大陆女同性恋群体组织化历程》，载《中国发展简报》第 47 期，页面日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2026 年 10 月 27 日重新逐字读过。本篇取的句段：1995 年志愿者在世妇会帐篷里的回答；1994 年 Susie 在家办派对、同年与吴春生一起组织酒吧聚会；“女同志”小组 1995 年成立与每周活动；“Susie 和积极分子何小培等寻找酒吧作为聚会场所，在 1996 年 6 月的一次纪念石墙事件的‘生日聚会’之后，‘Half and Half’成为北京第一个同性恋酒吧”；1998 年西郊寺庙那次全国大会，与同年 10 月“三十多位拉拉又齐聚海淀区的一个地下酒吧，召开女同志大会”整句；“小培认为，酒吧作为同志活动场所的出现，对于同志群体的组织化特别重要”（叙述）与引号里那两句原话；2001 年北京姐妹解散；2004 年“每个周末在一个公开的固定场所讨论特定的话题”；2005 年“主要以酒吧、网站的形式存在”与那年夏天北京近四十人那次会；于是与“月恋花”那两句叙述；写 2002 年前后两个论坛上的年轻人那句“网络和酒吧，基本上是当时女同性恋聚集的所有场所”（叙述，不是引语）。 ↩ ↩² ↩³ ↩⁴ ↩⁵ ↩⁶ ↩⁷ ↩⁸ ↩⁹ ↩¹⁰ ↩¹¹ ↩¹² ↩¹³ ↩¹⁴ ↩¹⁵
《目的地酒吧：同志们，晚上好！》2010 年 6 月 8 日，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又读了一遍。全句：“1994 年，Edmund 从香港来到北京，那时北京还没有什么同志酒吧，有一两个在酒吧里的聚点，但不是同志酒吧，只是同志去那里的几率高。”同篇还有“北京比较有名的有两家，一家叫 On Off，另一家叫做 Dragon，不过现在都不在了”。文中称 Edmund 为合伙人，不是经营者。 ↩ ↩²
央视《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2005 年 8 月 8 日首播，四十余分钟，编导范铭，出镜记者为一位后来广为人知的女记者，本篇不写她的姓名。我读的是那份公开发表的节目文字稿（新浪在 2005 年 8 月 8 日夜里全文发出、次日早上上到央视自己的网站上，16,741 字），另有一份是照着节目影像听写下来的，按说话先后记了时间，用来对照。那份文字稿页面开头一行是“新闻调查8月8日播出节目《以生命的名义》”，页面时间落在 2005 年 8 月 8 日夜里；同年 8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一篇谈这期节目反响的报道同样写 8 月 8 日，文中把崔子恩列为受访人之一。央视页面列出的被采访人里有“崔子恩　北京电影学院副研究员”一行。本篇逐字取的句子：解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崔子恩“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担心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解说“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那位接热线的负责人的两句“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那期节目里没有“占据”这一句，本篇不把它算在节目名下。报纸那头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央视名单上的“副研究员”、《中国青年报》那篇里的“副教授”，三份材料印的头衔不一样，一并记下。 ↩ ↩² ↩³ ↩⁴ ↩⁵ ↩⁶ ↩⁷
魏伟《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社会》2009 年第 29 卷第 4 期，79—106 页。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把全文又读了一遍。本篇用的句子：“这家酒吧最早不是我们开的。在 1998 年的时候……这才有了天堂”；“2000 年，原先的那个酒吧濒临停业的时候，鸿生就接下了这个酒吧，改名为天堂酒廊”；“天堂酒吧的历史表明，靠近有名的‘飘’场，对于同志酒吧的开张及其前期的经营是十分关键的”；“本地的同志并非在一夜之间对同志酒吧产生认同的，那些在大街、公园和茶馆等传统‘飘’场已经存在的同志网络对于酒吧初期的经营至关重要”；“经营同志酒吧在中国是一桩风险很大的生意，不仅可能招致来自政府的干预，而且缺乏主流社会的认同”；“毗邻成都市商业中心的一条热闹小街”与那家报社门口的阅报栏；鸿生的反串带队背景。说话人错位一事见第八节正文，是本篇的判读，不是原文的说明。 ↩ ↩² ↩³ ↩⁴ ↩⁵ ↩⁶ ↩⁷ ↩⁸ ↩⁹ ↩¹⁰ ↩¹¹ ↩¹²
英文维基百科“Gay bar”条目 China 一节，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重读这一句，原文是：“The oldest gay bar in Beijing is the Half-and-Half, which in 2004 had been open over ten years。”这句的脚注只指向 Ho, Loretta Wing Wah,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 Routledge, 2009。这本书该句在哪一页我没核到，所以不注页。这一条要更正第一篇：第一篇附录写“英文维基引了两位研究者的话（Karen Chung／Charles King）”，这句上查不到这两位；英文维基也没有 Half-and-Half 这个独立条目。 ↩ ↩²
播客《走地姬》第 A04 期《一半一半酒吧》，小宇宙，2024 年 12 月 5 日。逐字含“1996 年 6 月，社群伙伴在‘一半一半’酒吧主持了国内第一次石墙事件的纪念活动……以办生日聚会的形式”。这一条是 2024 年 12 月由第一篇的取证记录里读来的，本篇没有重新打开过那个页面。 ↩
中同新闻网 2002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同性恋夜生活列进时尚媒体流行指数》，本网记者卢燕，转《新周刊》那一期城市特辑《下半夜的吃、喝、玩、乐》。原站已关，我读到的是 2026 年 10 月 19 日抄下来的文字，另一处 2004 年 9 月 8 日的抄本与它逐字一致。本篇用的句子：“‘龙吧’和‘春秀路’上的‘ON OFF’里只有男人，建国门北街的‘风吧’则只有女人”；VIC’s 那一段“工体北门里面的‘VIC’s’却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地下，进门的时候要交 30 大洋入场费”“一般可以开到 05：00 点”“音乐以黑人的 rap 为主”。龙吧、ON OFF、风吧与 VIC’s 四处在同一篇稿子里。 ↩ ↩²
《探秘上海 GAY 吧的这 25 年》，原载公众号，2020 年 5 月转载在一个资讯站的文章页上，是第一篇第五节的主要出处。2026 年 10 月 27 日我去打开那个地址，先是拦下一句“可能对这个网站造成安全威胁”，第二次带着手机标识再打开，回我的是一页写着“您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已被删除”的通用错误页，站名也换了。我自己攒的一份中文文章合集（2026 年 10 月 27 日数过，二十一万余篇）里，我用那篇长文最特别的几个词挨个查——“撵客”“业主一旦知道酒吧的性质”“猫耳洞”“意得”“延安中路”“兴国路”——没有相关的结果。这一条是记它已经不在了，不是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