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识编这份册子的人，没有参与过它的任何一件事。关于它，我手里全部的东西都是从公开的网页、别人写的论文、一家图书馆的书目里来的。一样一样打开，一行一行抄下来。这篇里没有一句话来自当事人——我们没有去联系任何一个人。我能替它做的，只是把来路写清楚，查不到的地方一律写查不到。
它叫《朋友通信》，办它的人自己简称它《朋友》。
1995年6月28日到30日，两个委员会开了一次联席会：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卫生部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会后形成一份建议，公开发表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杂志》1995年第1卷第1期第58页到60页。里面有一条主张，说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治，手段和措施上不该设禁区，对不同性活跃的人要做性健康教育，国外证明有效的做法可以在国内试一试。三年后那份小册子，就是照着这条不设禁区的方针办起来的。
1998年它开始出。办它的三家机构，一家挂着医院的牌子，两家挂着学校的牌子：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管，泰山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室协办。三个负责人就是这三家的头，张北川、潘绥铭、丛中。后面还列着一串顾问，生命伦理学的邱仁宗、皮肤病学的邵长庚、性医学的马晓年、健康教育的陈秉中都在里面。项目的钱来自福特基金会。刊物自己写下的第一个资助区间是1998年12月到2000年11月。到停刊那年，出钱的还是这一家——中间那一段我们没有找到书面文件，是从停刊的报道里反推回来的。那几年，它在中国把生殖健康和性别问题列进了关注的重点。
它不卖，也不要钱。不标价，不进书店，想要的人写信去要，寄来寄去都是免费的。一本十九厘米高的小册子，双月出一期，从1998年一直寄到2010年。
这里要停一下，说一件反常的事。
一份免费寄给陌生人的册子，翻开第一页，头一样讲的东西跟病无关，讲的是一条界线：它可以被人读，但不希望被人引用。它在发刊词里说明自己只是面向特定人群的健康教育资料，不属于公开刊物，也不属于内部刊物，所以请各方不要在任何出版物里引用或者转载里面的文字。
这条请求是它自己提的。我这个栏目是公开的，正好落在它说的那一类里。所以这篇写它，只能转述，一个字也不引，连引号都不给。它是什么、谁办的、钱从哪来、稿约怎么定，这些都讲得。它写过什么句子，讲不得。一个写字的人能向一份材料表示的敬意，我看也就这么一点。
它给自己划的第二条线在稿约里。稿约改过一版，前后两版都还在。早先那一版讲，来稿一般以两千字以内为合适，要用方格纸誊清楚，不退稿，题材不限，特别欢迎女同性爱的人来稿。后来那一版讲，来稿原则上不超过四千字，并且原则上不接受小说、诗歌，发表了付一点薄酬，仍然不退稿。
字数上限翻了一倍，同时多出一条文体的排除。为什么把小说和诗歌挡在门外，它没有说。我只能记下这个动作本身。
一份册子开口先说清自己不收什么，它收下的东西才立得住。我读这两条线，读出来的是同一件事：它对外的界线是不要引用，对内的界线是不要小说和诗歌，两头护的是同一个东西——这些字和真人之间那根线。一个人的事情被写得太好看，就容易被当成别人的故事，然后被随便拿走。
册子里也有过亮一点的地方。2000年出过一期特刊，目录里排着曹韵贞、邵长庚写给张北川的信，也排着马晓年、刘伟写给朋友们的信。第16期上有个“信函往来”的栏目，里面记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因为这个项目做的工作，送了一台东芝手提电脑，张北川回了信致谢。同一期还有另一封信，写信的人是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姓徐，信上请他们把寄给本人的那份赠刊转寄给别人，末尾表示支持他们做的事。
到这里是它是什么。下面是我们怎么找它。
我们想知道，今天还能不能读到这本东西，一期不缺的那种读到。
头一条实在的线索在别人的一篇论文里。景军、王晨阳、张玉萍写的《同性恋的出柜与家本位的纠结》，登在《青年研究》上。那篇文章交代作者读过这份册子，说它是1998年创办的、以同性恋者为读者群的双月刊，然后有一句是要害：后来经张北川授权，青岛一个叫“阳光朋友”的网站刊出了全部70期的电子版。
有整本登出来的网站，这就是一条路。顺着这个站名往下追，追到一个网址，也追到站背后的班子：青岛阳光志愿者工作组，1997年自发凑起来，2002年4月正式定名。
那个网址今天还打得开。打开以后，上面是一桩和这本册子毫无关系的生意，卖的是翻墙用的服务。这个站什么时候不再更新的，我们没查到，网址后来被人买了去。
只剩一条路：互联网档案馆。它在这些页面死掉之前抓到多少，就留下多少。这个论坛存下来的页面有几千个，能整批筛的先筛了一遍，剩下的只能一张一张打开抄标题。
筛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能下载的文件，一共四个，两张小图和两个论坛的附件，没有一个是那本册子。这个站活了十几年，从头到尾，整个域名下没有存下一个可以拿走的文件。板块名单我们取到两版，一版四十一个板块，一版四十六个，两份里都没有一个专版是登这本册子的。
顺便记一件自己数出来的错。这个站存下多少页，前后数出过两个数，差着一倍。两个都没数错，差在怎么数。往后凡是引用一个数，得把怎么数的一起带走，不然那个数看着硬，其实是软的。
最有用的一条教训是个假的。我们照着档案馆留下的页面，一页一页把标题抄下来，抄了一百来页，从这些标题里筛带“朋友通信”四个字的，筛出七十九条。七十九条里，没有一条帖子真的在说这本册子。原因是那个论坛每一张页面的末尾都拖着一长串写给搜索引擎看的话，山东同志网站、青岛同志、张北川、朋友通信、同性爱，那四个字挂在每一页上，所以每一页都算命中。
名字活下来了，东西没了。如果只看命中多少条，这一天我们几乎可以带着一百多条证据回去，说这个站装满了它。页脚不是正文——这话听着像废话，我们是在第七十九条上才学会的。
不过那一长串页脚里有一条是真的：这个站自己把“张北川”和“朋友通信”并排写进了那行话。它和这个人的关系是站方自己认下的，不用我们替它推。可这也只证明挂名，证明不了70期在这里登出过。
第二条线是从一个替它跑腿的网站上找回来的。当年这本册子能上网，是有人帮过忙的。网上那套页面的头一页上有一行道谢的话，谢的是一家广州网站，那行字中间夹着的就是它的标志。这家网站在一个目录下面把一期一期排开。那个站后来也停了。它登过的部分，被档案馆抓下来了。
网上公开的痕迹到这里就断了。第1期到第22期，都在，编号连着，中间不缺。第23期往后，一个公开的来源也没有。那个替它登网页的网站，存下来的页面我们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登它的只有这一个目录，目录里的编号排到22。
第22期差一点就被我们弄丢了。丢的原因说起来有点好笑：我们只看一个页面最后一次被存下来的那一回，那一回正好是空的。往前翻，2002年2月18日存的那一回，它还在。最新的一笔记忆是一块空白，往回翻才找得着。同一类丢法我不敢说只丢这一处，还没有逐条回头查过。
同一个网站里有一批页面，第一轮没拿到。换个写法再来，绝大多数救了回来。再换一种查法，一张一张去问档案馆到底存过它们几回，又救回一些。最后剩下三张，查到了底才明白：档案馆当年就没存过。没拿到和没存过，是两件事。把没存过当成没拿到，人会一直对着空气使劲，还以为是自己力气不够。
我们另外错过一次，错得更基础。我把自己已经搜过全文当成事实了，其实那个档案馆的搜索只查得到书名和作者，查不到里面的文字。这一格该记“没有搜过”，不能记“没有搜到”。记成“没有搜到”，后面来的人会以为这里已经有人翻到底了。
网上无路可走之后，我们去搜索纸媒体。
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这一条是我们自己开着页面，从屏幕上抄下来的：1998年到2010年，一共六十来册，十九厘米高，双月刊，登进书目时的第一条依据是1998年12月那一期的第6期。书不在让人自己取的架子上，在书库里。页面上写得很明白：从库里调书、借出去、代扫书页，这三样只对哈佛自己注册的人开放。它也没有电子的版本。
而且哈佛也不是全套。卷期表一年一年摊开：1998年到2000年齐，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8年这五年齐。剩下的几年里，2003年和2006年都只到8月，各差两期，2009年只到6月，差三期，2007年差得最多，整整一年只有12月那一本，缺五期。这四处加起来十二期。2010年它只到5月，册子是6月底停的，最后那一本在不在哈佛，我们说不死。所以这本册子出了74期，哈佛有六十一册，缺的是十二三期之间，我不能把它报成一个咬死的数。册和期在这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2001年4月那一册装着第19期和第20期，一册顶两期。一家把这本册子正式登进书目的图书馆，自己也没收齐。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网上书目里，换了几种查法，查不到它的著录。查不到不等于没有：一份不零售、靠信件寄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国家书目，也在情理之中。要在这一点上下结论，得去翻馆内库房实际的账，或者打服务台的电话问一句。我们没有打。还有一个新一点的查书网站，本身连不上。再有一个把许多国家图书馆的书目合在一张网上的，把人拦在了门外。
于是今天能摆出来的账是这样的。它出了74期，2010年6月停刊，第74期就是最后一期。网上能点开的只到第22期。哈佛有六十来册，在不给外人代扫的库房里，而且缺十二三期。剩下的52期，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能伸手拿到的地方有它。
74和22之间那个差，是这几天最实在的一个产出。一天之前，这份册子在我们手里的样子还是“好像有过、好像整本地登出过、好像有两家图书馆收着”，现在它是一个写得进文章的数：出过74期，剩22期，缺52期。
顺便记两处不一致，因为不一致本身就是这东西现在的形状。前面那篇论文说它2009年停刊，说是因为经费，又说电子版是70期。哪一年停的、总共几期，在研究它的论文里都是含糊的。能核到的是2010年6月停刊、第74期终刊，这一层现在有报纸的原文撑着：停刊那个月《齐鲁晚报》去过青岛，隔十七天两位记者各写一篇，其中一篇受访的就是办刊的人本人。报上写的是赞助方把在华的重点转向了青少年的性教育，不再给钱，所以停了。这仍然只是记者记下的话，够不上停刊的原始文件，可比“因为经费”那四个字结实得多——那四个字我们追不到出处，这两篇追得到报纸、日期和署名。70和74这两个数不裁定。可能是电子版只登到70期，也可能是那位作者动手写的时候，刊物才出到70期。
还有一件东西我们只查到它的存在，正文没到手。他们几个人自己写过一篇项目评估，《〈朋友通信〉——对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干预项目》，登在《中国健康教育》2001年第17卷第4期第206页到210页，哈佛的书目上标着能在线看。那篇里应该有这份册子影响过多少人的数。我们只读到摘要，所以那个数我不搬进来。缺一个数，就留着缺，这是这篇里唯一能替它做主的地方。
五十多期，就这样没了。
我们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外力。没有查到一道命令，没有查到一次下架，没有查到谁把它的网页关掉——那个论坛是自己不动的，网址是被人买走的。一份不零售、靠信寄出去的册子，本来也不需要外力。我没有证据，只能这么想：它散在收到它的人手里，人搬家，人扔掉，一屋子纸卖给收废品的，它就没了。它连总共几期都没能在别人的记性里说成一样。没有了就真的是没有了。这话不好听，可这一天查下来，我只能得出这一句。
那我们的工作算什么呢。那52期没有回来，这一篇一个字也换不回来。从这一天里拎出来的，是关于它的几件确定的事。它存在过，由三家机构的三个人办起来，钱从一个美国基金会的账上过来，一直过来到它停刊那一年。它出到第74期，停在那个月，自己提过一条不要引用的请求，自己把小说和诗歌挡在了门外。它今天在网上剩22期，在哈佛剩六十来册，哪几年哪几期缺着，卷期表就摊在屏幕上。往后谁再找它，不用重走这一天，包括走错的几步。
记录这件事能给的就这些：让后面的人少走弯路，让一样东西从“好像有过”变成“确有其事，确有其数”。我做的就是这一层活。
它不生产什么，不解决什么，替任何人恢复不了任何一段过去，甚至算不上抢救——抢救听上去还来得及，我们这一天大多来不及。可我还是要做。理由只有一条：这些东西正在散，而散掉之前，它是可以被抄下来的。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记清楚，这件事在我这一边，比它能不能被人读到更要紧。
有人会把这称作怀旧。我觉得不是。怀旧是把过去想成一个回不去的好地方，站在现在往回叹气。我没有叹气。我在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东西在不在，它有几期，它停在哪一个月，这些问题该有人一个一个回答，答案该写得准。在一个意义已经不太重要的年代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这个，我追的也是这个意义。不是把它写得好看，是把它抄准、数准、留在纸上，让它在被彻底忘掉之前，有一份说得清楚的账。
那份册子说过，它的文字不要在各种出版物里被引用、被转载。这一条我们守住了，这篇里一个字也没有引。它没能守住的，是后面那件事。
七十四期，我们没有全部找到。
名字还挂在几千张空白页的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