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0年，网易在北京的办公室还在东方新天地。那时候我在永安里上班，网易的社会频道发起了一个关于同志的调查专题，面向社会征集受访者，我报了名。说不上来为什么想去，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能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自己的话题，觉得新鲜，也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如果这能算事业的话，我想为它尽一份力，哪怕只是一只胳膊肘的力气。
去网易那天，我记得东方新天地的地下通道很长，灯光是暖黄色的，地面上铺着浅灰色的石材，走路的时候鞋底有回声。到了他们办公室，是那种互联网公司的样子，格子间，桌上堆着文件和饮料瓶，有人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采访的地方在角落，架了一台摄像机，灯光打得很亮，照得我眼睛有点花。我穿了一件灰绿色的短袖衬衫，和另一位不相识的年长些的受访者，并排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面前的显示器里能看到我俩的画面——两只胳膊肘，关节对着关节，搁在桌面上。不露脸，只拍到胳膊肘。具体问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关于生存状态，怎么过日子，怎么看别人的眼光。那是我的第一次“出镜”，两只胳膊肘并排搁在那儿。那只胳膊肘的触感好像还在，凉凉的，头顶上的中央空调一直往下吹风，冷风从上面灌下来，搁在玻璃桌面上的胳膊肘就一直是凉的。
那年我有他。他当过兵，后来在北京开翻斗车，拉沙子拉土方，跟着车队跑工地。他话不多，但人很实在，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身上总有一股洗不掉的柴油味。我们住在门头沟，那是我买的房子，在北京西边，离城里远，但好歹是自己的地方。他经常跑夜班，不在家的夜晚，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子里的水在流。有时候我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怕吵邻居，其实隔壁也没什么动静。周末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偶尔去趟超市，买一堆菜回来，他在部队练就了把土豆切成头发丝那么细的本事，我很佩服。我们在一起五年，从二十七到三十二。现在回头看，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五年。当时的我，真的以为会天长地久。
后来我在网上认识了楚天，本名陈礼勇，南方人。他比我小，瘦瘦小小的，很清秀，说话带一点南方口音，语速不快，但每一句都像是想过之后才说出来的。他做了一个网站，叫星空网，做一些酷儿文化相关的内容。楚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种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一件重要的事的人，眼睛里是有光的。星空网没有商业化，他和我聊起来的时候，语气真诚而且飞扬，那是真的在做一个他认为应该存在的东西的笃定。那还是一个人们相信理想的年代，那种相信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
他想做一期音频访谈，我和他都去了。楚天的家在五环外，北五环再往北，靠近城铁站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坐公交换地铁，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一月的北京，公交车里挤满了人，全是身上棉衣捂出来的汗酸味，混着塑料座椅和车窗上的水雾。地铁通道里灌进来的冷风一吹，胃里翻一下。我们换乘的时候在站台上等了几分钟，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鼻尖冻得发红。到了地方，他的手冻得通红，我搓了半天也没搓热。
他当过兵的人，不爱说话，来的路上我跟他说，是做一期音频节目，不用露脸，就是聊聊天。他听完没怎么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但我感觉到他的步子比平时慢了一点。他不是一个爱社交的人，去一个陌生人家里聊这些事，对他来说比对我难太多了。
楚天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一套租住房，不大。楼道里的灯不太亮，声控灯要使劲跺脚才亮。进门是一条窄过道，鞋架上摆着几双拖鞋。里间是卧室兼工作间，一张桌子，一把转椅，一台台式电脑，主机嗡嗡地响，屏幕上开着星空网的后台。墙角堆着几箱书和打印资料，暖气片里的水在咕噜咕噜地响。我们就坐在他的小单人床上接受采访，床不大，两个人挤着坐，肩膀挨着肩膀，我坐下时弹簧吱呀了一声。
他比我紧张得多，我就一直紧紧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指尖冰凉，手指在我掌心里微微发抖。楚天坐在对面的转椅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大概是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日子怎么过下去。他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偶尔点点头，或者发出一点含糊的声音，问题都落在我身上。我一一回答，尽量说得轻松一些，好像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直到楚天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爱人知道你的情况吗，如果她也出去找男人，你愿意吗。
房间安静了几秒。他支支吾吾很久，脸涨得通红，手指在我掌心里攥得更紧了。最后憋出四个字：我不愿意。
我接过话茬。我说，他只和我在一起，不算是在外乱搞。说完之后他轻轻呼了一口气，像卸下了什么。楚天没有再追问，转椅吱呀一声，他低头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录音的时候，城铁每隔几分钟就从窗外轰隆隆地过一趟，地板跟着颤，桌上的水杯都晃。楚天没办法，只能等城铁过去了再继续录，我们就在两趟车的间隙里说话，一句一句的，中间断一下，再接上。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他坐在我旁边，我的手一直没松开，城铁来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互相看一眼，笑一下，等轰隆声过去。
录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楚天送我们到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一层一层走下去。推开单元门，外面是北京一月的夜晚，冷得像一把刀子。他送我们往城铁站走，我们裹紧大衣，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在我旁边，一直没说话，走了好一阵子，到了站台下，他停下来，在路灯底下转身抱住了我。他把我搂在怀里，我的脸埋在他的大衣领口，能闻到冷风和洗衣粉的味道。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高兴，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人这样抱着我，在这个冰冷的北京夜晚。
节目上线的时候，叫“腊八道情”，因为采访那天正好是腊八节。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我保存了那段音频，刻了一张光盘。那时候电脑都有刻录机，我把音频文件拖进去，等着进度条慢慢走完，光盘转起来的声音细细的，像什么东西在轻轻打磨。刻好了，放在那种透明的塑料CD盒里，封面是空白的，我记得自己小心翼翼收了起来，觉得以后随时可以听。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张光盘不知道塞到了哪里。我翻过很多箱子，衣柜顶上，床底下，鞋盒里，有一次以为找到了，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姜育恒的专辑。后来就不找了，心里知道它不会自己跑出来。再也找不到了。
星空网也没有了。那段音频就这样消失了，连同那个年代里很多这样的声音，很多这样的网站，很多这样的人。那时候做酷儿网站的、做社群的、做热线电话咨询的，一茬一茬地冒出来，又一茬一茬地不见了，像野草一样。这件事我一直很难过，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留在了2000年的某个地方，我够不到。二十六年了。那间屋子，那张单人床，那台嗡嗡响的电脑，那些问题，那只被拍到的胳膊肘，都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记得的东西。记忆这种东西，没有人替你保管，你丢了就是丢了。
他后来走了。不是他的问题，是我遇见了杨启浩。关于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有些以后可能会写下来，有些大概永远不会了。但那个腊八节，我和他并排挤坐在楚天的单人床边，紧紧握着手，暖气片里的水在流动，窗外是北京一月的风，时不时传来城铁隆隆的声音。
这个我一直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