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第一场戏在厕所里。1997年，纽约州雪城，一家商场的男厕，荧光灯把瓷砖照得发青。卢卡斯站在小便池前，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眼睛看着门口。门玻璃上蒙着一层雾，进来的人先是一道影子，然后才是脸。他是警察，便衣的，任务是在这儿站着，等一个男人的目光在他身上多停半秒；等够了，隔间的门打开，同事出来，手铐咔哒一声，权利念得很快，人带走。隔间里架着摄像机，磁带转着，把半秒的目光录成证据。
进来的人大多中年，穿着体面，结婚戒指还没摘。他们在这个厕所里失去工作、姓名和婚姻，罪名写在州法里，叫鸡奸罪，叫有伤风化的行为。这套流程不是编剧发明的。美国公厕的钓鱼执法跑了一整个二十世纪，靠的就是这类法条，一直跑到2003年最高法院在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里把它们掀翻为止。导演卡门·艾米2016年在《洛杉矶时报》上读到一篇讲公厕钓鱼执法的报道，决定拍它；那几年他弟弟正一边出柜一边考警校，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撞在一起，撞了十年才撞成这部电影。电影2025年一月在圣丹斯首映，拿了评审团的群戏特别奖，等进院线已经是那年秋天。
1997年，这个词让我停了一下。同一年，中国修订刑法，流氓罪从法条里删掉了。在那之前，两个男人在厕所里被堵住，可以按流氓罪办，那是个能装下很多事的罪名。法条删了，厕所没有跟着亮起来。九十年代末那几年我二十岁，大二，去北土城那个公厕，水泥地总是湿的，水洼里漂着烟头，踩下去鞋底啪嗒响。声控灯坏了半边，踩下去不亮，要拍两下墙，拍重了，它才咕哝一声亮一下，黄得发青。尿碱糊在瓷上，氨水的冲劲直往鼻子里钻。隔板有的没插销，晃荡。我就站在这样的地方等，假装洗手，眼睛余光扫门口，跟雪城那个便衣站的位置一模一样。
差别在于隔间里有没有摄像机。
雪城的公厕是一间布好景的屋子，目光进去就出不来，半秒也能定罪。六铺炕的公厕是一间没有见证的屋子，目光进去就散了，谁也不会承认看见过谁。可两边教出来的是同一套手艺：用余光，不用正眼，洗手洗得比需要久，离开的时候一前一后，隔几分钟，被人认出来的可能像蚊子一样在耳朵边上飞，整晚不走。雪城的人怕隔间的门突然打开，我怕声控灯突然亮——灯一亮，隔板缝里就看得见我的鞋，门口的人就看得见我的脸。同一盏灯，在雪城是证据的补光，在北土城是泄密的嘴。
片子的画面是分层的。现时拍得干净，一切到监控视角，画面就变成摄像机画质，颗粒，偏色，角上一行时间码。九十年代在这部电影里是一个只能靠证据带回看的年代，连记忆都要经过没收的程序。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我这边没有留下带子的部分：没有人录下北土城，没有人录下那排隔板，声控灯坏了就坏了，只有去过的人身上还存着那几秒画质，自己给自己放，放到现在。
电影把这套手艺拍得很细。卢卡斯钓人钓得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空，直到安德鲁走进来。安德鲁是他要钓的人，也是他第一个想跟着走的人。摄像机还在转，磁带一格一格把他的脸收进去。一个执行隐藏的人发现自己就是被藏起来的那件东西，这是九十年代最准的一张肖像：那边把同性恋藏进罪名里，这边把同性恋藏进沉默里，而藏得最深的地方从来不是法条，是穿制服的人自己的胸口。
新年夜那场戏是整部电影的收口。母亲家的派对，一封信不见了，一屋子亲戚找信，卢卡斯站在客厅中间，知道自己藏了半辈子的那面墙正在被人从外面敲。电影没有给歇斯底里，给的是他脸上那种我认得的表情：事情还没落地，人先开始算要失去几样东西。
现在这些法条都死了。美国2003年判的，中国1997年删的，2001年中国的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病名里拿掉。厕所也大多拆了，六铺炕那个公厕早不在，公园改过几轮，荷花池还在，凉亭换新的了。磁带会发霉，灯会坏，园子会翻新。可余光这门手艺留在我这代人身上，改不掉，也不需要改了。有时候在街上跟人对一眼，多看的那半秒里，我还是十七岁，站在氨水味里，等墙那边拍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