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看了一遍《春光乍泄》，凌晨一点多，电视声音压得很低，窗外的城市安静得像另一个地方。屏幕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昏黄的灯光打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梁朝伟的声音从旁白里飘出来，“黎耀辉，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这句话何宝荣说了太多次，每次黎耀辉都接了，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
电影讲的事情不复杂，两个男人从香港跑到阿根廷，分分合合，想去看伊瓜苏瀑布，死活到不了。梁朝伟演的黎耀辉和张国荣演的何宝荣，一个沉稳一个浪荡，互相纠缠又互相消耗。王家卫用九十六分钟拍了他们之间那种循环——分开，想念，复合，伤害，再分开。黎耀辉在中餐馆里打工，攒钱想回香港，何宝荣在外面游荡，不知道自己想回哪儿，他们租了间小公寓，墙上贴着那盏伊瓜苏瀑布的灯，“一起去看看伊瓜苏瀑布”，这句话在电影里说了好几遍，到最后也没去成。
王家卫拍出了他们之间那种东西——不是相爱，是没办法不相爱。黎耀辉的旁白有一句我记了很多年，“我一直没告诉何宝荣，我并不希望他太快复原，他受伤的日子，是我和他最开心的日子。”这句话听着自私，但经历过那种关系的人都懂，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关系才成立，一旦伤好了，又回到从前。
后来张震演的小张出现了，年轻，开朗，身上有一种黎耀辉和何宝荣都没有的轻盈。他说他要去世界尽头，要把不开心留在南美洲最南端。小张能放下，黎耀辉不能。
最让我喘不上气的，偏偏是那间小公寓里的戏，两个人挤在巴掌大的地方，床上地上厨房里交错着走，王家卫的镜头歪着拍，把两个人困在同一个画面里，那盏瀑布灯蓝绿色的光打在墙上，一晃一晃的。那一刻你明白了，他们不是在一起，是被困在一起了，困住他们的是距离，从来都不是爱情。两个香港人被扔到地球另一端，语言不通，熟人没有，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对方，可是一个人不够完整，两个人又互相消耗。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二十多岁，在北京刚买的房子里，盗版碟，电脑光驱读的，嗡嗡响，画质很差，张国荣的脸在屏幕上都是马赛克。看完以后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我听着窗外的风声，五彩缤纷的马赛克把我晃的有点头晕，闭会儿眼缓过来了。那时候还没经过那样的感情，但身体里有个地方被碰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好像这部电影提前给我看了一个我迟早要走进去的故事。那年头，身边没有能聊这种事的人，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想走又不知道往哪儿走，跟电影里那两个人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感觉，说不清地像。
后来张国荣走了那年，四月份，我在街上看见报摊前围了一群人，有人说“张国荣走了”，我没停，走过去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手指甲掐进掌心里，愣了几秒钟，那天晚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那盏蓝绿色的灯。很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电视上又看见这部电影，画面修复过了，颜色变得饱满浓烈，张国荣的脸清晰了，反而让人有点受不了。那盏灯后来出现在我很多个夜晚的脑子里，与其说是电影有多深刻，不如说是每回再看一遍，都好像多懂了一点它当初在说什么。
王家卫一九九七年拍的这部片子，那一年香港回归，电影里一个字没提，但那种“回不回去”的焦虑浸在每一帧画面里。两个男人在异国他乡不停地找答案，那个答案从来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在伊瓜苏瀑布的水声里，也不在探戈舞步的节奏里。他们以为换个地方就能不一样，到了地球另一端才明白，换地方没用，该面对的东西一样都没少。
何宝荣是那种人——不是不爱你，是不知道怎么不伤害你。他的爱是真的，但他的身子留不住，要新鲜感，要被追，要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感觉。黎耀辉是另一种人，以为忍耐就是爱，以为只要够耐心对方就会留下来，他给他洗脚，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做饭，做所有恋人该做的事，但每次何宝荣说出那句“不如我们从头来过”，他就知道这不是重新开始，只是又一轮循环。
梁朝伟演得最好的地方，恰恰是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站在阳台上抽烟，看着远处的街道，脸上没有表情，但整个人在说“我累了”。张国荣演的何宝荣完全反过来，永远在动，在笑，在闹，身体永远不安分，但有一个细节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才注意到——何宝荣受了伤回到小公寓，黎耀辉不在，他一个人坐在床上，抱着那盏瀑布灯，脸上的表情不是想念，是怕，怕这次黎耀辉真的不回来了。
电影后半段，黎耀辉终于一个人去了伊瓜苏瀑布。王家卫的镜头从头顶压下来，水从四面八方砸下去，声音像闷雷，他在瀑布前面站了很久，旁白说“我突然很想何宝荣，我觉得他应该在这里。”这是整部电影里他唯一一次没用“从头来过”这个词，只是单纯地想一个人，没想重来，只是想。而何宝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间公寓里，抱着被子蜷在那里，他终于明白黎耀辉为什么不回来了。那盏瀑布灯还亮着，看灯的人不在了。
电影最后黎耀辉回了香港，去了台北，坐捷运，逛夜市，吃了一碗面，看起来一切都好了，好像可以重新开始了。但你知道不会的，有些东西就留在那儿了，留在那个潮湿的夏天，留在那盏蓝绿色的灯里。我把电视关了，房间一下子暗下来，窗外的城市还是那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