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姐
后来我回想起来，那几年的日子，是被一辆末班车载着的。
晚上十点半。冬天。站台上的路灯昏黄，风吹过来像刀子。我总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拎着那个白色的小塑料袋——装零钱、手机、月票，有时候还有一包纸巾。街边小店买东西随手给的塑料袋，我一直用，用破了就换一个，反正都是白色的，没什么分别。
安远也是在那个站台上出现的。
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这孩子太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团影子。他站在站台的另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面，偶尔抬起头看一眼远方，又低下去。我们在同一个站台等了大概有三四次，谁也没跟谁说话。直到有一天，他主动走过来，问我：“马姐，你也总是这个点儿？”
我笑了笑：“没男人呗。有人的话谁会转那么久。”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说这种话。也许是因为夜深了，人就容易卸下防备。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你觉得，说什么都不会被笑话。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起坐末班车回家。
安远是个好孩子。
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也是到最后都没有改变的印象。他在银行对面的写字楼上班，穿着挺括的衬衫，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他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落到实处，不飘。我喜欢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不闹腾，不矫情，安安静静地坐着，各想各的心事，也不觉得尴尬。
他喜欢听我说“我走啦，你慢点儿啊”。有一次他喝多了，坐在马路牙子上，跟我诉说找不到合适男朋友的困惑和焦虑。他说他真的太想有个人陪伴了，哪怕是精神上的。
我看着他，心里一阵酸。
那天晚上我也喝了不少。借着酒劲，我做了一件后来想起来有些后悔的事——我对着夜深人静的马路，用出乎意料的大嗓门喊了一句：
“我喜欢张 Baley！我恨张 Baley！”
喊完之后我仰起头，努力控制情绪。但借着路灯，安远看到了我脸上的两道泪痕。我没有擦。擦了也没用，它们还会再流下来。
张 Baley 是个在中华网做销售的白净中年胖子。每周他会来我家一两次，我在家做好饭等他，他来了就一起吃。他从不肯留下任何我想听到的话。每次我想跟他认真说点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岔开话题。吃饱喝足，他就顺手把我抱到床上——我身材娇小，他抱起来毫不费力。
事情做完，他就走了。
我喜欢他。我恨他。这两件事在我心里打了无数个结，解不开，也剪不断。
安远听完我的倾诉，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所有的这种人都这样吧。有喜欢有付出，却没有收获。爱而不得，还不如找不到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一样的结。
后来安远遇到了那个人。
那个叫桑梓鑫的东北小伙子。安远不再一个人坐末班车了。他开始偶尔在站台上出现，身边多了一个人——浓眉毛，大眼睛，走路时微微端着肩膀，看起来比安远成熟得多。
我替安远高兴。真的。
他终于不用在深夜的站台上孤零零地站着了。他终于有了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在黑暗中摸索着取暖的人。我虽然心里有一点点失落——毕竟末班车上少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但更多的是踏实。这孩子，终于有人疼了。
桑梓鑫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不怎么说话，但一开口就能把人逗乐。他管安远叫“媳妇儿”，带着东北口音，喊得自然又亲热。安远每次听到这个词，耳朵就红了，但嘴角怎么也压不下去。
我见过他们一起在我家大排档吃面喝酒的样子。桑梓鑫话不多，但眼睛一直跟着安远走。安远笑的时候，他也笑。安远不说话的时候，他就默默地把安远碗里的肉夹到自己碗里，然后再夹回去。
这些小动作，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暖暖的。
我帮他们包过饺子。
三鲜馅儿的，混进两枚硬币。安远拎着保温桶蹲在教研室楼下等桑梓鑫，我在一旁擀皮儿。桑梓鑫咬到硬币的时候牙酸得直咧嘴，问：“你们北京人往饺子里塞钢镚儿？”
安远说：“是你们东北人的传统！”
桑梓鑫说：“扯淡！俺们塞糖！”
两个人吵嚷着，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我站在旁边看着，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一会儿。
那天阳光很好。柳絮飘下来，落在安远的头发上。桑梓鑫伸手摘掉它，指尖停在安远的耳垂上，半晌没挪开。
“那什么……毕了业，我租个大点的屋？”
安远盯着水泥地上乱爬的蚂蚁，听见自己说：“行啊，得带阳台，养两盆像样的绿萝。”
我擀着皮儿，假装没看见。但手里的面团已经被我捏得太薄了。
他们开始经常来我家留宿。
我不拒绝。我家那张大双人床够大，睡四个人没问题。有时候张 Baley 也在。他搂着我，安远枕在桑梓鑫肩膀上。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谁也不说话。
半夜里，张 Baley 的呼噜声震天响。我的呼噜也不小。安远和桑梓鑫有时候会被我们吵醒。他们就轻轻吻一下对方的额头、嘴唇和耳朵，然后换个抱得更紧的姿势，继续睡去。
有一次外面下着大雨，轰隆隆的雷声吓得安远睡不好，总在桑梓鑫的怀里翻来覆去。桑梓鑫用右胳膊一遍遍抚摸安远光滑的后腰，左手停留在他的脸颊上，轻声说：“媳妇儿不怕啊，你看我搂着你呢，好好睡，有我呢啊——”
我在旁边装睡。但眼泪顺着眼角流进了枕头里。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那种踏实感，太珍贵了。珍贵到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长久的。
后来安远搬走了。
他和桑梓鑫租了自己的房子，朝南，带个小阳台。安远来跟我告别的时候，说：“马姐，以后不能总来蹭你的沙发了。”
我笑着说：“你那个被褥卷儿都快盘出包浆了，早该扔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
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末班车站台上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十点半。冬天。路灯昏黄。风吹过来像刀子。我依然拎着那个白色的小塑料袋——装零钱、手机、月票，有时候还有一包纸巾。街边小店买东西随手给的塑料袋，我一直用，用破了就换一个。
塑料袋是白色的。没什么分别。
张 Baley 还是每周来一两次。
我依然在家做好饭等他。他来了就一起吃。他依然笑嘻嘻地岔开我想说的话题。吃饱喝足，他依然顺手把我抱到床上。
我没有再喊过“我喜欢张 Baley！我恨张 Baley！”
那晚的马路牙子太冷了。冷到我觉得，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那几年的日子，确实是被一辆末班车载着的。
它每天十点半从那个站台出发，载着两个没男人的人，穿过黑暗的城市。他们在同一站下车，各回各家。偶尔有一个人身边多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就只能在深夜里独自走着。
但也没什么。
雪还没化。路灯还亮着。末班车还在跑。
我走啦，你慢点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