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台湾公视播了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叫《孽子》。那一年张国荣刚走，消息传过来，圈里的人安静了好一阵子，没人说什么，但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就在那种气氛里，我看到了这部戏。
白先勇的小说我读得更早，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记不清具体哪年了，一个朋友从香港带回来一本，翻得书页都卷了边，大家轮着看。那时候读《孽子》，感觉像是在读一本秘密日记，每一页都让你心跳加速，因为你不确定这种东西居然可以被印成书。那几年身边没什么人公开谈这些事，这本书像是一个暗号，认识的人之间悄悄传，看完了也不怎么讨论，心里知道就行。白先勇在1983年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没准备好听这些话。
故事从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被开除开始。李青，范植伟演的，因为在学校里跟男生发生了关系，被学校开除，回到家又被父亲赶出门。他父亲是个退伍军官，柯俊雄演的，脾气暴烈，一辈子活在规矩和面子里。李青被赶出来的那天，家里没人帮他说话，他弟弟已经死了，他妈后来也走了，他就一个人晃到了台北新公园的荷花池边。
那个公园是真实存在的。六七十年代的台北，新公园——现在叫二二八和平公园——到了晚上就是另一个世界，白先勇管它叫“黑暗王国”。曹瑞原拍这部戏的时候用了很多夜景，灯光压得很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躲着光。但在那片黑暗里，人是暖的。杨教头——丁强演的——收留了李青和那群没地方去的孩子，在公园的角落里给他们搭了一个窝。小玉想去日本找爸爸，吴敏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割过腕，老鼠手脚不干净但心眼不坏。他们被家人赶出来，在外面混不下去，或者干脆就是没地方去了，聚在这个公园里，用体温互相取暖。
但白先勇真正想写的，不是爱情。他写的是父子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
孽子，这两个字在中文里太重了，“孽”是罪，是祸害，“孽子”就是不肖之子，是被家族抛弃的那个人。白先勇拿这两个字做书名，不是在控诉，是在替所有被叫做“孽”的人说一句：我们没有选这条路，但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剧里每一个流落新公园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个缺席的或者暴力的父亲。李青的父亲把一辈子的戾气都砸在了儿子身上，龙子的父亲用体面把儿子推向了天涯海角，小玉连爸爸的面都没见过，只能用一辈子的想象去填补那个空缺。这种父子间的撕裂，比任何社会偏见都伤人，因为第一个不要你的人，是生你养你的人。
戏里有场戏我看了好几遍，不是被打那场，也不是被赶出家门那场。是李青的父亲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客厅里，对着空椅子说话，讲他年轻时候在大陆当兵的事，讲他怎么逃难，怎么失去了一切。那一刻他不恨儿子了，他只是把攒了一辈子的疲惫倒出来。柯俊雄演得好，不是那种外放的好，是坐在那里慢慢说，眼神空的，声音低的，那种安静的力量，让人看着看着喉咙就紧了。亚洲电视奖把最佳男主角给了他，实至名归。
白先勇写《孽子》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在美国教书，回望的是台北那段他自己经历过的青春。那群被叫作“青春鸟”的孩子，在新公园里用体温互相取暖，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活下来。白先勇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带着一股心疼的味道，青春是美的，鸟是要飞的，可这些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二十年后这个故事被拍成电视剧，台湾已经解严了，民主化了，但同性恋这三个字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不能说的。在公共电视台播这样一部戏，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些人的故事值得被讲出来，这些人值得被看见。曹瑞原做到了小说做不到的事，他让你看见那些脸，在黑暗里一张一张地亮出来，荷花池边上的夜色，树底下晃动的人影，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是文字给不了的。
范植伟演的李青很克制，不歇斯底里，不刻意表演痛苦，他就安静地待在镜头前面，但那份安静里装了太多东西。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么活着的，不敢开口，一开口可能什么都没了。杨祐宁演的赵英是李青的同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戏含蓄得像是在黑暗里进行的，一个眼神，一次手指碰了一下，一个停顿，够了。2003年，台湾的电视剧里，两个男人的感情能被这样拍出来，已经是很大的勇气。
周华健给这部戏唱了片尾曲，叫《伤心的歌》。旋律很淡，像是在讲一件不太重要的事，但你听着听着就沉下去了。
有段戏我按了暂停，坐了一会儿。小玉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日本找他爸爸，他妈跟他说他爸在日本，他就一直信着。说这话的时候他在笑，但那个笑背后是一个从小没有爸爸的孩子用一辈子的想象去填那个洞。那个瞬间我想起了很多人，想起那些在深夜的公园长椅上坐着的人，想起那些在浴室里偷偷看一眼别人又赶紧把目光收回来的人，想起那些写了一百封信一封都没寄出去的人。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讲过，因为没有人愿意听。
曹瑞原在剧的末尾安排了一个不算温暖的收场。傅老爷——金士杰演的那个老人——在医院的病床边上，握着李青的手。这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终于被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接纳了。不是大团圆，生活还是乱糟糟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在那一刻，有人对李青说了一句：你是好的。
我看《孽子》那年三十多岁，看完之后坐了很久，想了一些不太敢想的事。那时候身边没几个人知道你的事，你在单位上照常上班，在饭桌上照常喝酒，谁问都不说。现在五十了，社会变了很多，有些东西不再需要藏着了。但每次有人跟我说起这部戏，我还是会想起2003年的那个春天，想起张国荣，想起《孽子》里新公园荷花池边那群无处可去的年轻人。那些黑暗里的日子，过去了就过去了，但你不会忘记。
《孽子》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替谁说了话，不在于它喊了什么口号争了什么权利。它只是让每一个看过它的人明白，那些在黑暗里活着的人，跟你一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恐惧也有渴望。他们也是孽子，但孽子也是人。